“丝绸之路”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规模空前宏伟、持续时间最久远的大动脉。它反映出中华先民虽眷恋故土，但一旦获得推动力量，便激发出域外探险的志向和英勇无畏的远行精神。中华先民探幽致远的力量，包括军事外交的“凿空西域”、商业诉求、传道弘法。

消弭军事威胁，谋求和平

自西汉开始，中原人便把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阳关（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带统称“西域”。凿空西域，即打破中国西北方向的障壁，开通到达西域的孔道。逾越长达万里的艰险绝域，须有强大的社会力量驱动。反观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亚、西亚陆路的凿通，得力于军事外交的驱动。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

鉴于汉朝前期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势逼长安的危局，汉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计，诱匈奴入马邑，欲一举歼灭，却功败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骑，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宣帝时又“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车骑将军窦宪率汉军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迁，长达300年的汉匈战争告终，中原农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宁。汉朝的文明光辉，与西方的罗马文明相映照，使东亚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出现陆路交会的可能，这不仅在中华开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义。

商业诉求是西北通路开辟的又一动因

然若深论之，这条中西通道的开辟，商业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早在张骞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贸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丝织品西传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赠西王母“锦组百纯”，“锦组”即带花纹的丝织品，此为丝绸西传的最早记述。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著作中就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称中国西部为“赛里斯国”，即“丝国”，可见其时中国丝绸已沿着中亚、西亚陆路运至印度、欧洲。不过，西汉以前从中原到西域一线，只有断续、零星的民间商贸活动，自西汉开始则进为持续、成规模的官民并行的物资人员交流。

隋唐之际，西北商道进一步繁荣。唐代经营西域，规模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四镇，丝绸之路更形畅达，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远者，不是朝廷使节，而是对大食（阿拉伯）作战被俘的杜环。杜环是史学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环于唐天宝十年随西安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军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行迹达波斯、苫国（叙利亚），于宝应元年附商船回广州，作《经行记》，书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其关于西亚各国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信仰的记述真实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文中还录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的姓名，是中国工艺西传的直接记载，尤其难能可贵。

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

宗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往往使信徒产生一种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往、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艰险而悲壮的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异军。如东晋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至天竺寻求戒律”，其行迹的遥远连“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几类宗教信徒往还于丝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教。原籍天竺（印度），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沿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至长安传经，与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南天竺人菩提达摩从南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至广州，北上洛阳，后住嵩山少林寺，创立禅宗。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是外域佛徒沿丝路来华传法的两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经。中国佛教徒不满足于域外带来的佛学经典，而亲往印度求经的不在少数，卓越者前有东晋法显，后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异域传道。如果说法显和玄奘的主要功绩是“西方求法”，那么鉴真则是“异域传道”的卓越典范。这些高僧凭着顽强意志和超常毅力，历尽艰难险阻，方完成文化传入或文化传出的伟业，确乎是人类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的遗迹，它从苍茫的古史走来，正延展为活生生的现代交通大动脉，联系着亚欧大陆东西两端诸文明。（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