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座内陆城市，怎么让海运掌控了生命线？这个有点八卦的命题，不免让人心生蹊跷。

蒙古人忽必烈继位后，于至元九年迁都北京，定名大都。不过他也为自己出了一道极为棘手的难题：初为统辖大江南北的国家首都，人口由十几万暴涨至80万，最迫切也最难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

如何把巨量的粮赋运到北京？这让忽必烈颇为抓狂。他的视野终点绝不只是北京城，他梦寐以求的是让蒙古马靴把整个世界的版图都踩在脚下。但他必须有一个稳固的起点，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立足之处。

忽必烈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

百般无奈时，有人提议走海运——这是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

海盗救了大元帝国一命

中国的南粮北运，历代皇帝都不敢打海运的主意。那片神秘莫测的海域，每个漩涡、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

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以夷制夷，这是忽必烈重构中国秩序的另一个支点。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区）人， 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今上海嘉定区人）结伙贩卖私盐，后来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

三人受命后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60艘，这是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继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为鼓励船队，每人按一户5口计算发放口粮。

至元十九年，“海盗们”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二人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海运船队驮粮46000多石自平江（今江苏省昆山市）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经（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今连云港市南海洲镇），历胶州（今山东省胶县），一个多月后到达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水程共计13050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西进，最终在海津镇（今天津地区）靠泊，一年后这批粮食才运抵大都。历尽坎坷的海上漕运，为南粮北运敲开了一扇崭新却又是凶险之门。

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据《大元海运记》、《元史·食货志》统计，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罗壁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嘉奖：任命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朱、张二人也因开创元代海运而载入《元史》和《新元史》，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朱清并没有走上仕途，继续痴情于诡秘的海上世界。他置办大批海船，与多国进行贸易，令刘家港成为著名的“六国码头”。他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田园庾廪遍天下，商舶交番夷中”，以致朝廷“赐钞印，听其自印”，“富并王侯”，“富倍王室”，“富贵为江南之望”。就连他的子女、族人、家奴等也被封为百户、千户、万户，佩金银符者多达百余人。

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引来众多嫉恨，于是“屡被人言”。忽必烈在位末年，关于朱清、张瑄在“滨海有异志”，属“怀异图者”的举报不绝于耳。他一律不予采信，认为朱、张两人“有劳国家”，应当“重其（漕运）功”，予以“保护”。忽必烈离世后，风云大变。元大德六年 (1302年)，诋毁朱、张的言论再度甚嚣尘上，两人遂被江浙平章札剌亦儿脱脱（后为宰相）逮捕入京，并被查封家产、没收军器船舶，子孙流放漠北。“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张瑄瘐毙狱中，儿子张文虎在大都西市被斩首。

一代枭雄就这样折戟沉沙，但他们创造的历史却永远光鲜。

海上漕运——一张多米诺骨牌

海上漕运对元代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当时是以米粮为俸禄供养官吏和军队，没有粮食就等于没有薪饷。幸好，缺粮少米的可怕后果并没有出现。忽必烈还用进京漕粮巧妙地打出一张张亲民牌，以弥合蒙、汉民族间的沟壑。他把大批粮食用于赈济贫民，据《马可波罗行记》所记，“任何人因孱弱衰老，不能谋生或不能获得食物，即予以每年消费所必须的东西”。《续文献通考》卷三二中载，“每年赈济拨米总二十万四千九百石”。至于那些“北来的贫民”，则有“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如果碰上禾稼不收的灾年，“人民艰食，海运多得济”。

海运不仅盘活了忽必烈执政困局，亦使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突然活跃起来。沿海经济蓬勃生长，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东南亚、西亚以至北非的海上贸易航线变得枝繁叶茂，建立通航贸易关系的多达120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也因元代海运的勃兴，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这些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呈现出令人惊喜的蝴蝶效应，也为忽必烈的勃勃野心，添注了无法遏制的膨胀元素。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漕运还急速提升了我国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为一百多年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作了重要铺垫。海漕分作春、秋季两次起运，为确保全年有350万石米粮入京，平均一次总运量要达到150万石以上。如果用1000粮海船装运，共需1760多艘船只参加。如此庞大宏伟的船队，必须有足够的造船能力支撑，且船型必须不断加大，性能不断提高。据载，延祐年间（1314—1320年）已能建造八九千粮（石）的巨舶，在当时是世所罕见的。随之催生的罗盘导航技术和天文航海技术，在世界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沪、津因漕运而显露头角

漕运孵育出的众多港口城市，是格外引人的一个群体，它们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埋下伏笔。

太仓刘家港，是元代海漕的起航港。它位于今江苏省苏州昆山市区东北36公里处，属昆山辖地。密密匝匝的内河水系勾连江南产粮区，又外接出海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刘家港有了突然发迹的理由。江南各地的运粮漕船从四面八方驶进这里，在此倒载装入海船，开启北运大都的旅程。一时间，自古寂寂无闻的刘家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摇身变成江南最大的粮米集散地，时称“天下第一仓”。元朝廷在此特别设置了“海道运粮万户府”，专司海漕运输。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上海、天津两大世界级都市，在当时还不如发迹前的刘家港呢。那时，“天津”两个字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而上海只不过是个少有人知的区区小镇。正是得益于元代海漕，它们才告别了庸碌无为，最终变成泱泱大城。上海在宋代以前称华亭海，至宋代改称上海，但它只是秀州华亭县的一个镇，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因漕运所需，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廷改称其上海，升格为县，在此开港并设市舶司，从此上海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才逐渐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发展潜质。

北宋时期，塘沽尚未成陆，在海河与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交汇处是直沽寨。到了元代直沽成为历史的幸运儿，从刘家港北上的漕粮其终点便定在直沽码头。朝廷在此设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指挥司”，令其霎时成为举国的视线焦点。成千上万的车马和海船在这里聚散，壮观而繁盛。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起兵夺权成功后，将直沽改名天津，并置天津左卫，始有天津城。

忽必烈书写了中国海上漕运的传奇，极具嘲讽意味的是，他的子嗣未能守住大元帝国江山，而最终竟缢殁于海运。元朝末期，南方各省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至正二十三年，起兵最早的是以贩盐航海为业的方国珍。元兵追捕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与哥哥国璋、弟弟国瑛、国珉等人逃到海上，聚起了几千人，劫夺海船，切断漕粮航线，让北京得不到颗粒海上漕粮。之后，农民起义军又攻占大运河和驿道的运输线，令大都北京方寸全乱，元帝国最终于1368年灭亡。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闭关锁国政策，海上漕运未能再现灵光。而那段传奇故事，不可复制地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卷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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