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85岁的李云鹤打开灯，戴着老花镜开始修复工作。 杨艳敏 摄

耄耋之年，正是大多数老年人“承绕膝之欢，享天伦之乐”的时候，而敦煌研究院85岁的文物修复师李云鹤却长年奔波于全国各地，为“受伤”的文物做“微创手术”。在李云鹤看来，文物比生命还要重要。

中午时分，脚踩藏蓝色运动鞋，头戴米白色遮阳帽的李云鹤，步履蹒跚地穿梭在敦煌莫高窟“姊妹窟”榆林窟里。连上十几级台阶，沿着一条遍地砂石和尘土的“羊肠小道”上坡，弯腰穿过一个“石拱门”，李云鹤掏出钥匙打开锁，推开门的刹那，一股寒意迎面袭来。

尽管八月敦煌的室外温依然炎热，但洞窟内的温度很低，即使夏天，李云鹤也要穿着厚实的夹克。步入窟内，李云鹤穿过甬道，径直爬上了一个为方便修复壁画而搭建的临时木梯。木梯共七阶，每踩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响声，木梯上的窟顶和侧壁壁画正等着他来“抢救”。

跟往常一样，李云鹤戴上老花镜，打开照明灯，从工具箱中拿出工具，坐在木板凳上开始工作。先除尘，再用装着蒸馏水的“修复注射器”将壁画起甲的地方浸湿。“往出挤水时，力量不易过大，否则水会下渗，对壁画形成‘二次伤害’”。工作状态的李云鹤神情专注，眼睛丝毫不敢离开壁画。

洞窟内很冷，李云鹤在夏天也穿着长袖衬衣和厚实的夹克。 杨艳敏 摄

李云鹤小心翼翼地将细细的针头送入开裂仅几毫米的壁画缝隙，每个裂口，他要重复注射三次，这样才能让墙皮变“软”，便于轻压回原型。窟内很安静，能听到从注射器里出来的风吹在壁画上的“嗖嗖”声。李云鹤有条不紊地灌胶、滚压、回贴，起甲的壁画在他手下“恢复如初”。

“干这份工作要耐心，要‘慢工出细活’。”望着壁画上的残留的修复渗痕，李云鹤叹息道：“年轻学生修复时有些急躁、粗心”。视壁画保护如生命的李云鹤还记得在1992年，当时年近六旬的他为保护一小块壁画，从几米高的梯子上重重摔下，倒地的那一刻发现一小帧壁画毫发无损，“文物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啊”。

李云鹤60多年对文物保护的坚守，只因与莫高窟的一次“邂逅”。他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和同学从老家山东潍坊出发去“支援新疆建设”途中，在敦煌停留去看望莫高窟工作的舅舅时，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后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挽留，并交予一份“以前国内无人干过”的工作。

从为莫高窟除尘开始，李云鹤与文物“结缘”。锻炼了三个月后，吃苦能干、胆大心细的李云鹤被常书鸿叫到办公室，并交给他一把钥匙，开启了为文物“疗伤”的工作。

1962年初，李云鹤踏进莫高窟161窟，推门进去的瞬间，“病害”缠身的壁画像雪片一样“哗啦啦”地往下脱落，“扎得人心里疼!”李云鹤回忆道，看到这番景象，以及东倒西歪的塑像，他希望自己能将文物保护修复好。

“医生有听诊器，我给壁画‘治病’总得有个工具吧?什么都没有”。当时国内文物修复人才亟缺，且处于“从河坝抽取饮用水”“进城得坐马车”的艰苦条件下，李云鹤只能摸索自制修复工具。从绘画毛笔到医用注射器，再到尾部绑了气球的特殊滴胶器，从未接触过这一行的李云鹤，开始“挖空心思”研究修复方法。

1963年夏天，正在161窟修复壁画的李云鹤亲眼看到130窟的北壁塌了约两平方米的壁画。顾不上为开凿于盛唐时期，有极高价值的文物悲痛，李云鹤在仔细思考研究过后，和工人师傅在20多米高的壁面上，手拎铁锤和钢钎打埋铆钎。

图为李云鹤拿着改良后的医用注射器将蒸馏水注入壁画“细如发丝”的缝隙。 杨艳敏 摄

“两个人一天只能打3个眼”，再用水泥和砂浆把12毫米粗的钢筋埋入壁面25厘米深处，然后用螺帽拧紧、固定。最终，李云鹤通过自创“铆固法”在壁面上嵌插300多根钢筋铆杆而保护修复了空鼓壁画。此外，李云鹤还先后开创了“注射法”“迁壁画”“挂壁画”等修复方法。

除了这些，李云鹤还醉心于研究文物的构成和病害原因。起甲、疱疹、龟裂、酥碱....。。李云鹤早已对这些“病理”熟谙于心。除尘、灌胶、滚压、回贴，再到后来的整体分层揭取、搬迁复原，以及从修复糟朽、断裂、倾倒塑像，到复原大型塑像……经过60余载的磨练，李云鹤的修复技巧也越来越纯熟。

修复手艺已遍布十二个城市的李云鹤现在只要看一眼“病害”文物就能“对症下药”，但令李云鹤备感煎熬的是，如何使修复技术再精进一步，做到“修旧如旧”而非看起来‘像修过一样’?李云鹤对待文物早已超过了工作，更像是一种热爱、责任和精神。

谈及文物修复师需要具备何种精神时，李云鹤坦言，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觉得吃苦精神很重要，也就是“莫高”精神，对文物要有“敬畏心”。有一次，一个学生将掉到手指上的一片米粒大小的起甲壁画直接弹出去扔了。李云鹤看见后，顿时大怒，“要是对文物连起码的尊重和敬畏都没有，就不配待在敦煌!”

敦煌壁画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共有552个石窟、历代壁画5万多平方米，其中，李云鹤亲手修复了近4000平方米的壁画，和500多个塑像。受损最严重的壁画，李云鹤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修复0.4平方米。“比0.4平方米多了，说明干活太粗糙，少了，就是磨磨蹭蹭。”他说。

如今李云鹤的徒弟遍布内地多个重点文物保护现场。他认为，只有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才能在不伤害文物的前提下将其保护好。“在我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想做更大的工程”。

在戈壁沙漠的环境中工作了一辈子的李云鹤，早已习惯敦煌干燥的气候和莫高窟的生活状态。“闲下来反倒不舒服，在城里住着也不自由。”已退休20余年的李云鹤说，虽然敦煌研究院在甘肃兰州为他安排了住所，但他和老伴都不愿意离开这里。

受父亲影响，不仅李云鹤的儿子放弃绘画，跟着他学修复技术，他的孙子也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回到敦煌，继承了祖辈的文物修复事业。

责任编辑：王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