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涌现出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字：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丁玲、周扬、沈端先(夏衍)、阳翰笙、田汉……以及左联五烈士：冯铿、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左联盟员也曾以各自的方式战斗着，比如本文即将讲述的宣侠父、蒋光慈、耶林……不幸的是，他们或被害，或因病过早失去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但他们的生命之花都曾怒放过，因此，那一抹绚烂总令人难忘。

左联“秘密盟员”宣侠父

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生于1899年，浙江诸暨人。其父是小学教员，宣侠父从小随父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这为他后来钟情文学、从事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6年，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科职业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1920年获准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期间，宣侠父接触到马列著作，开始满腔热情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之中。不久，他的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警觉，留学之途由此中止。

1922年，宣侠父回国后来到杭州。在那里，他接触到共产党，不久成为中共党员。后受浙江党组织派遣投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只因他公开顶撞校长蒋介石，遭到开除。宣侠父离开黄埔军校后，回到浙江党组织的怀抱。

1925年夏，宣侠父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李大钊负责的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工作。不久受命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驻扎在张家口的冯玉祥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后因“清党”，宣侠父与100多名政治干部先被“审查”，继遭“驱逐”。而后宣侠父按组织决定，回到家乡开展秘密斗争。

接下来的几年中，宣侠父充分展露了他的文学才能，他挤出时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作品：纪实文学《灰梦》、小说《入伍前后》。正是因为这两部文学作品，宣侠父与左联发生了联系。

长篇纪实文学《灰梦》1930年完成，宣侠父在作品中讲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己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和故事，从中探讨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忠实地记录了在北方参加革命斗争的史实。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偶然读到《灰梦》书稿后，非常赞赏，并把它推荐给上海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编辑被这部文笔生动、秀丽明快、犀利诙谐的作品所打动。之后，编辑建议将书名改为《西北远征记》，既晓畅明白，也更符合作品的纪实风格。宣侠父接受了这一建议。考虑到宣侠父的身份，也为了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该书出版时用了笔名：今秋。

此时宣侠父很想加入左联，他读过一些左联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作为左联“盟主”鲁迅的作品，他向往摆脱在文学之旅上孤军奋斗的境况，希望融入这个进步的革命作家团体，与志同道合者并肩奋斗；并在左联这个革命文学团体中，找到更多的同路人。

1931年初，宣侠父来到上海。他想找阳翰笙，因为阳翰笙不仅是左联作家队伍中的一员，还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尽管那时宣侠父已经离开黄埔军校，可有这层渊源，一定可以有共同语言。此时宣侠父不知道，阳翰笙还是左联党团书记。结果他俩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他俩由文学牵线而相见，但他们首先谈的竟不是文学，而是黄埔军校，继而又谈起各自的经历，最后他们的话题才回到文学，谈到了创作。

阳翰笙告诉宣侠父，他是从其他同志手中借到《西北远征记》，然后一口气读完的。阳翰笙赞赏道，读了这部作品非常感动，作品写得很好。接着他又问起宣侠父目前在写什么新作品。

宣侠父谦逊地回答说，眼下正在写一部自传体小说，计划写20万字，已完成过半，题目叫《入伍前后》。内容是写一个贫农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接受了革命思想，最后带领部队一起投奔红军的故事。

阳翰笙听了很高兴，说希望能尽快读到这部作品。《入伍前后》杀青后，宣侠父当时自费印了少量，分送左联盟员和一些革命同志。因为没有正式出版，所以随着岁月流逝，这本书今天或已不存。

且说当时阳翰笙知道宣侠父想加入左联，便对他说，凭你这两本书和你的文学才华，加入左联本不成问题。但以你现在的身份，公开加入左联恐怕不妥，这事且让我们再考虑一下。

左联几位主要负责人知道这一情况后，也觉得宣侠父加入左联以不公开为好。最后经左联党团组织决定，由阳翰笙向宣侠父宣布，吸收他为左联“秘密盟员”。

1938年7月，宣侠父在西安不幸惨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如果天假以年，他应该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耶林：从“社员”到“盟员”

耶林，原名张眺，1901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县一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发蒙诵读古诗词、习字画。耶林从潍县旧制中学毕业，17岁时在公立小学执教。五四运动爆发，耶林带领学生参与游行、罢课，四处演讲，并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其时耶林开始从事西洋画创作，主要画人体素描和油画。24岁时他辞去教职，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到青岛租下廉价房，做起自由画者。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青岛在共产党人邓恩铭领导下，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耶林积极参与其中。其时他已在写诗和创作小说，并加入了中共组织。也已回到家乡寒亭，在潍县县中教美术。他借助这个平台，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启发学生，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怀疑，只得离开家乡，一路辗转，于1929年春到杭州。

耶林在杭州考入林风眠创办的西湖艺术院研究部(后改为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法籍教授克罗多和林风眠学油画，同学中有后来成为中国画坛巨擘的李可染。同学汪占辉(汪占非)记得，“张眺在杭州读书时，生活甚为朴素，是一个穷学生。他和李可染同住在岳坟旁善福庵小楼上的一间小房里”。耶林和一些倾向进步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文艺社团，因那年是民国十八年，故取社名“一八艺社”，他们即为该社社员。李可染后来回忆道：“这可说是中国青年美术界最早的进步团体。那时我们阅读鲁迅先生编著的书刊以及世界名著，和一些先进的艺术论著。张眺(耶林)同学学识渊博，思想先进，为人极为热情诚恳。他常邀些业务好、思想较好的同学谈话，传播进步思想，孜孜不倦，常至深夜。很多同学受他影响走向进步的道路(我也是受影响的一个)。无形中张眺同学成了进步同学的中心人物。”

1930年初，耶林因在艺术院传阅进步书刊等活动遭当局逮捕。他的同学、老师积极营救他，包括法国教授克罗多。最后当局因为找不到证据，只得让林风眠以校长的名义担保，释放耶林。

耶林获释后，眼看杭州不能久留，便前往上海，开始了他成为左联盟员的经历。据阳翰笙回忆：“我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时认识他(耶林)的，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后来，我被调到‘文总’和中共上海局文委工作，中央曾委派他(耶林)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在阳翰笙的印象中，“叶(耶)林对党忠诚，工作刻苦努力，他对人宽厚，很能团结人”。

作为左联盟员，耶林在左联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村中》刊登于《北斗》1931年第1卷第4期。钱杏邨(阿英)在《1931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写道：“在描写战争以及士兵生活的‘大著’以外，有一个‘短篇’倒是不能忽略的，那是耶林的《村中》。”《北斗》主编丁玲评价道：“关于《村中》的题材……都非常有可取之地方，比较一般自身周围打圈子寻取恋爱的悲喜剧材料的，已经显得不枯窘的多了，而且新鲜。”

20世纪30年代，耶林曾给素未谋面的丁玲写过四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丁玲的作品和她主编的《北斗》杂志，“我差不多是全看了的”“我仿佛觉得你写的文章在某一方面说，是不如从前了，虽然你是在很努力地向新的方面进行着，同时有很多人拼命的(地)赞美你！……”。第二封信中写道：“在《北斗》前面那一张画是很好啊！”这幅画即是指为纪念左联五烈士，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的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对这幅木刻的肯定，折射出耶林对牺牲的左联盟友的怀念之情。

耶林在第三封信中推荐了有才华的青年繁市(李岫石)，那帧著名的鲁迅与青年木刻者合影中，就有繁市的身影。耶林在第四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刊登在《北斗》第1—2期上的两篇短篇小说《一幅剪影》和《一侍女》……这两篇小说的作者是姚蓬子。从耶林与丁玲的通信中，还可察知尽管忙于左联各项文化工作和社会活动，耶林也没有放下文学创作，他相继写出《开辟》《月台上》等小说及一些评论和散文。

1933年初，耶林被中共中央派往赣东北苏区开展工作，不幸在那年冬季去世，时年33岁。

赍志以殁的蒋光慈

蒋光慈，本名蒋如恒，生于1901年，祖籍河南，因祖父避匪患逃到安徽霍邱，后代遂定居于此。蒋光慈是现代著名作家，被推为“革命文学第一声”，也是“革命+恋爱”写作方式的创造者。

蒋光慈14岁时，父亲送他进入离家五十多里外的河南固始县立志成小学读书。蒋光慈在那里受到青年进步教师詹谷堂的引导，16岁时加入詹组织的读书会，读到一些进步书刊，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暑假，蒋光慈考取河南固始中学。但就在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他因不满校长对待贫富学生有失公平，伙同其他学生打校长被开除。好在第二年夏天，蒋光慈由结拜兄长、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李宗邺推荐，进入芜湖第五中学就读。该校前身是清末皖江中学，历任教员中有章士钊、陈独秀、柏烈武、苏曼殊等名流，又聘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留日学生、在教育界深孚众望的刘希平和《新青年》编辑高语罕担任教师。后者也都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化。蒋光慈深受他们的影响，并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而后蒋光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语，1921年5月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于1922年入党。在苏联学习期间，蒋光慈的写作兴趣已主要转向文学。

1924年春末夏初，蒋光慈回到国内。不久，经瞿秋白介绍，他到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4月中旬，蒋光慈被组织上派往中共北方局工作，随后由李大钊安排他到冯玉祥部担任苏联顾问的翻译。10月间，蒋光慈回到上海，白天继续在上海大学执教，晚上则在家写作和翻译。

两年后，蒋光慈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问世。小说描述一个白俄女子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为生活所迫，含羞忍辱出卖自己肉体的哀怨故事。蒋光慈自述这部作品“也只是一个尝试而已，自家当然不能引为满意之作”“是成功还是失败”由读者批评。结果有的读者认为这部小说“采取反面的表现方法”，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有的读者认为作者表现了没落阶级的哀怨和绝望的情绪，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感伤情绪。

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无情责难，让蒋光慈始料未及，尤其是革命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批判和指责，让他感到郁闷不已。加之当时蒋光慈不幸感染上了肺结核，精神和肉体倍受打击。于是他便去日本待了三个月，一来疗养，二来散心，同时写些作品。

从日本返回上海后，组织上委派蒋光慈和钱杏邨到“南国社”与田汉联系，以促进“南国社”尽快走向“左倾”，为新兴的普罗戏剧奠定基础。在与田汉的交往中，田汉见蒋光慈独身多年，便把考取新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进修美术的“南国社”才女吴似鸿介绍给他。

那是1930年元旦过后的一个上午，蒋、吴初次在田汉家里相遇。吴似鸿后来回忆道，蒋光慈“瘦小而白嫩的脸形，瘦长的身躯，讲话时微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他那瘦长白嫩的手指在翻着一本《南国月刊》”。那期刊物发表了吴似鸿的一篇小说。自那以后，蒋光慈便展开了对吴似鸿的热烈追求，后两人的爱情修成正果。

不久，左联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蒋光慈还负责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月刊。

1930年11月，蒋光慈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以大革命前后开展的农民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但是这部作品遭到当局查禁。

1931年6月，蒋光慈病情突然加重，被急送医院，两个月后终告不治，去世时年仅30岁。

（陆其国）

责任编辑：王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