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不归

　　1838年，26岁的狄更斯出版了一本长篇写实小说。当时的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当然，繁华的表象之下，贫穷与罪恶也在不断生长与爆发。这一年，狄更斯出版的《雾都孤儿》成为当时许多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

　　我们通常说，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人，自然地，彼时的文学作品也反映着社会真实，作品中的人物和思想品行即使带有虚构的成分，也是时代机器下最真实的产物。它们不会说谎。

　　因此，了解《雾都孤儿》也不得不提其创作时的社会背景。1834年，英国政府因不堪社会救济费用带来的重负，修改了旧《济贫法》。修改后的《济贫法》仍旧允许穷人接受救济，但必须要进行劳动，接受统一严格的管控。由于济贫院的救援声名狼藉，导致穷人宁死不愿寻求援助。实际意义上，修改后的《济贫法》丝毫没有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而是形成了另一种层面的剥削。

　　《雾都孤儿》中，中心人物奥利弗就是一个出生在济贫院的儿童。他在济贫院成长的岁月中，食不果腹，孩子们的口粮被掌事者一再克扣，“每个孩子只给一小碗粥，再没有了——除非遇到什么盛大的节日或喜庆的场合，可以外加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面包。这些碗从来不洗，孩子们用汤匙刮，直到它们闪闪发亮为止”。但这并不会引起教区的先生太太们任何的同情，他们看到孩子们的体重一减再减，济贫院的人数少了又少，才是最高兴的事。

　　也正因此，可怜的奥利弗不可能在济贫院度过他凄惨的生活。他最初要被送到一个修烟囱的工人那里做学徒，最终被送到了一家棺材店做学徒。当然，奥利弗只能被送走做学徒，这样才能体现出“他的价值”，在济贫院里，他和其他儿童们只是“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们。狄更斯的这一形容充满讽刺意味，因修改后的《济贫法》规定所有济贫院中的贫民必须从事强制劳动，而这些尚没有劳动能力的无辜儿童们就成了与法律相悖的“小犯人”。

　　在棺材店做学徒的奥利弗的生活，如果说有所改善，那可能是从喝粥变成了可以吃剩饭馊菜。当奥利弗从棺材店逃走，跑到伦敦后，他被小偷团伙拐走，被送上法庭，被布朗洛老先生救助，又重新被偷回贼窝，被迫参与偷窃，不幸中枪，后被善良的梅利太太救助。来到伦敦后，奥利弗一波三折的凄惨生活，也映衬出那个时代英国两个分化的社会。

　　社会两极的分化，主要是通过以费金为代表的盗贼团伙和以布朗洛为代表的善人对比体现的。狄更斯非常成功地塑造了费金这样一个凶狠肮脏又贪婪的犹太人形象，他笔下的费金，“骨瘦如柴”，“恶棍似的模样和令人厌恶的面孔被乱蓬蓬的红头发遮蔽着”。同费金一样生活在伦敦底层如蛀虫般的盗贼团伙们，干着狗鸡摸狗的事情，不断吸收并诱导青少年犯罪——就像他们拐走奥利弗那样。可以看的出来，在费金身边，几乎都是被他从小诱骗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亲人和家庭，没有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他们从小就被训练成专业的扒手以进行盗窃和犯罪。

　　贪婪、心机、罪恶、阴险狡诈，费金所表现出来的品性，并不是社会中偶然出现的。对当时的伦敦社会而言，这就是底层人群真实的写照。

　　在费金为代表的盗贼团伙中，有一个关键的女性角色——南希。与奥利弗相比，这一角色更加充满悲剧色彩。南希幼年时失去双亲，因被费金收留而走上盗贼之路，长大后被另一个强盗赛克斯买走。她人生的悲剧性在于幼年的经历让她无从选择，孤独女性的弱点让她无法离开赛克斯，而她又保持着一个底层人难得的善良与怜悯。耐人寻味的是，在《雾都孤儿》中，除了南希，所有的善人都来自上层资本社会，而底层人各有各的恶。南希是奥利弗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是她将他重新拐回贼窝，也是她冒死将奥利弗的身世告诉别人，这样矛盾的人性是她的形象更加饱满，也凸显出当时的社会对人格和生命的吞噬。

　　无论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出于对美好的呼唤，狄更斯并没有给《雾都孤儿》安排一个悲惨的结局，他让所有善人都得到了最好的归宿，除了南希。也许是带着那个年代对女性的认知，狄更斯给南希安排了一份愚蠢的爱情，而她多年的生活也使她扎根于那个肮脏的环境中无法逃脱，于是她作为一个心中有善意的悲剧人物死去，在这本不算悲剧的书中，成了时代的牺牲者。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的第一本社会小说，尽管这本书中有很多理想化的处理，但仍然无情地讽刺了社会的不公与险恶，而其之所以历经几世纪仍为经典，也正是在于每个人物与其命运都带着无可奈何的时代之力。

责任编辑：胡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