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金龙（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论及大江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影响时，学界一直关注来自拉伯雷及其鸿篇巨制《巨人传》、但丁及其不朽长诗《神曲》（全三卷）、布莱克及其神秘长诗《四天神》和《弥尔顿》、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代表作《自由之路》、巴赫金及其狂欢化和大众笑文化系统之论著、艾略特及其长诗《荒原》和《四个四重奏》、奥登及其短诗《美术馆》、本雅明及其论著《论历史哲学纲要》等作家、诗人和学者及其作品之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鲁迅和他的文艺思想在大江文学生涯中的存在和重要意义。其实，早在少年时期、学生时代乃至成为著名作家之后，大江都一直在阅读着鲁迅、解读着鲁迅，以鲁迅的文学之光逆行于精神困境和现实阴霾中。

正如大江健三郎晚年所言：“我的妈妈早年是热衷于中国文学的文学少女……”大江的母亲，彼时的日本女青年小石非常熟悉并热爱中国现代文学。在1934年的春天里，小石偕同对中国古代文化颇有造诣的丈夫大江好太郎由上海北上，前往位于北京东城沙滩的北京大学，在那里聆听了胡适用英语发表的演讲。在北京小住期间，这对夫妇投宿于王府井一家小旅店，大江的父亲大江好太郎与老板娘的丈夫聊起了自己甚为喜爱的《孔乙己》，小石和好太郎由此得知了茴香豆的“茴”字竟然有四种写法。在人生的最后一天，大江好太郎将这四种写法连同对“中国大作家鲁迅”的敬仰之情，一同播散在自己的三儿子大江健三郎稚嫩和好奇的内心里，使其随着岁月的流逝在爱子的内心不断滋养和成长。

根据大江的口述，当年在上海小住期间，大江好太郎和小石夫妇购买了由鲁迅等人于1934年9月16日刊发的《译文》杂志创刊号，那是一本专门翻译介绍和评论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杂志，由鲁迅本人和茅盾等优秀翻译家承担翻译任务。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那本杂志就成了母亲爱不释手的书刊之一。再后来，这本创刊号就成了其爱子大江健三郎的珍藏。

在中国旅行期间，这对夫妇正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那就是在他们回到日本后不久便呱呱坠地的大江健三郎。诞下健三郎之后，母亲小石“一直没能从产后的疲弱中恢复过来”，于这一年的年底前往东京的医院住院治疗，其间收到正在东京读大学的同村闺蜜赠送的、同年一月出版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十二年后的春天，当健三郎由小学升入初中之际，作为贺礼，他从母亲那里得到在战争期间被作为“敌国文学”而深藏于箱底的这部《鲁迅选集》，由此开始了对鲁迅文学从不曾间断的、伴随自己其后全部生涯的阅读和再阅读，并将这种阅读感悟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不断体现于从处女作《奇妙的工作》直至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等诸多作品之中。

对于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而言，在阅读大江小说或是解读大江文本之际，经常会隐约感觉到鲁迅的在场。关于阅读过的鲁迅作品，大江自己曾说过“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喜剧》和《社戏》等作品。……当时我很喜欢《孔乙己》，这是因为我认为咸亨酒店那个小伙计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之处。《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也很让我着迷，几个孩子看完社戏回来的途中肚子饿了，便停船上岸偷摘蚕豆用河水煮熟后吃了。这里的情节充满童趣，当时我也处在这个年龄段，就很自然地喜欢上其中的描述。当然，《白光》中的那个老读书人的命运也让我难以淡忘……”

少年时期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使得大江此后在东京大学就读期间，不自觉地接受了鲁迅文学中包括与存在主义同质的一些因素，从而在其接触萨特学说之后，几乎立即便自然（很可能也是必然）地接受了来自存在主义的影响。当然，在谈到这种融汇时，必须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鲁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有关探索与萨特的自由选择，其实都与人道主义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为这两者共有一个源头——丹麦宗教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索伦·克尔凯郭尔及其学说：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单单是客观存在，要从个人的“存在”出发，把个人的存在和客观存在联系起来。

2009年1月，大江曾回忆说：“作为一名23岁的东京的学生，我却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作《奇妙的工作》。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看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学问，想要通过国家考试谋个好职位，结果一再落榜，绝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宝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着屋子里地面上发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城外，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块发光的地方。听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了，那就是鲁迅短篇集《呐喊》里《白光》中的一段。”

然而，当大江兴冲冲地赶回四国那座大森林中，“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看”时，却使得母亲万分失望：“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有《故乡》那样美丽结尾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头有篇小说叫《希望》吧。”

当天晚间，无颜继续留在母亲身边的大江带着母亲交给自己的、收录了《野草》的书，搭乘开往东京的夜班列车，借着微弱的脚灯开始阅读《野草》，就像母亲所要求的那样，当作“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阅读起来，在感叹“《野草》中的文章真是精彩极了”的同时，刚刚萌发的自信却化为了齑粉……

当然，来自母亲的影响只能是大江接受鲁迅的契机和基础。对于一个着迷于萨特的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在《野草》等作品中显现出来的早期存在主义思想，那种“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的思想，恐怕也是吸引大江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过客》里极具哲理的文字，竟与大江心目中其时的日本社会景象惊人一致，而鲁迅思想体系中源自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这两位存在主义前驱者的阴郁、悲凉的因素，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中有关他人是地狱等思想亦比较相近，这就使得大江必然地将鲁迅和萨特作为一对参照系，并进而“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0日 13版）

责任编辑：王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