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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极简传神 充满人生感

时间:2020-07-25 17:08:43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王珍力

文/美周

  太白醉写蛮书(国画) 34×34.5厘米 关良

关良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大师,他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

1917年,年仅17岁的关良随二哥赴日留学,进入“川端研究所”,这便是关良艺术生涯的启蒙。也在那里,他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西画艺术理论和各种技法。求学期间,关良接触到了梵高、高更、塞尚、马蒂斯等大师的作品,对西方现代美术的诸多流派十分钟爱。他吸收了“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绘画风格,并取其精华,开启了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

“一个画家不单要认识时代、了解时代,同时还要超越时代;那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不是平平无奇。”从很早开始,关良就抱着这样的信念。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将西方美术理论简单地套用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生上还是很浅显的,他需要寻找一种更能凸显民族之美的、更单纯的表达方式。于是上世纪20年代后,在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名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关良逐渐回归传统。关良开始频繁地参观国画展览,欣赏名家收藏,临摹古代书画真迹。上世纪30年代,关良又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许多文坛大家交往,不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美术与其他艺术的多重推衍下,关良最终寻得了一门与自身绘画相契合的艺术载体——戏曲,从而走出了一条“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艺术之路。

自上世纪40年代起,关良的戏曲画开始独树一帜。刘海粟认为:“他的人物、风景,不论国画、油画,气韵生动,全是中国派头,传导的是中国人的感情趣味,举重若轻;篇幅虽小,内容宏大,从容不迫。我把它们都看做中国画,中国人画的画。他画的是动作中的人,有思想感情,彼此呼应。少到一个角色,也有一台人气,半点不空,填满了活气,或叫戏的气流。不拘泥,不生造,怎么画都耐看,有回味。” 程十发评价:“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从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舞台的服饰细节等,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剧中人物的声容气魄。形式上以拙求朴,充溢着一种率真的稚趣。用笔‘钝、滞、涩、重’,无丝毫矫揉的浮华,进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关良作画喜用秃笔,笔法朴实稳健。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造型憨态、夸张变形,有着儿童画般的稚拙。其实这些看似技法简单、造型另类的戏曲人物却实是有许多苦功在里面的,细细品味,即有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韵味包含其中。关良很重视人物“点睛”与传神的关系。每次画画,他都是等全部画完后才画眼睛,画上之后,人物神态即鲜活起来,是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关良用简练的笔墨勾画戏曲人物,捕捉人物的神态,正是用传统艺术的方式重新提炼出的东方写意美学。

极简传神是关良作品的一大特色,他仅仅通过身段、手势、腰腿等简练的笔触,就把人物动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关良对中国画笔墨内在精神的和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以戏剧题材卓然自立的关良,其现实题材是比较罕见的。但他以戏曲人物借古论今,也可视为另一种现实观照。郭沫若就曾评价道:“(关良)挹取画材,虽在艰难困苦生活中,不忘他是一个中国时代画人所应有的使命,他的心情,正如他的水墨戏图《打鼓骂曹》一样的慷慨但又如嘉陵江中激流奔放,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他的人格高,画格更高。他的作品充满了人生感,估定历史价值,绝不是‘帮闲’‘消遣’所能范畴的。”


责任编辑王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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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极简传神 充满人生感

时间:2020-07-25 17:08:43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王珍力

文/美周

  太白醉写蛮书(国画) 34×34.5厘米 关良

关良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大师,他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

1917年,年仅17岁的关良随二哥赴日留学,进入“川端研究所”,这便是关良艺术生涯的启蒙。也在那里,他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西画艺术理论和各种技法。求学期间,关良接触到了梵高、高更、塞尚、马蒂斯等大师的作品,对西方现代美术的诸多流派十分钟爱。他吸收了“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绘画风格,并取其精华,开启了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

“一个画家不单要认识时代、了解时代,同时还要超越时代;那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不是平平无奇。”从很早开始,关良就抱着这样的信念。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将西方美术理论简单地套用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生上还是很浅显的,他需要寻找一种更能凸显民族之美的、更单纯的表达方式。于是上世纪20年代后,在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名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关良逐渐回归传统。关良开始频繁地参观国画展览,欣赏名家收藏,临摹古代书画真迹。上世纪30年代,关良又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许多文坛大家交往,不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美术与其他艺术的多重推衍下,关良最终寻得了一门与自身绘画相契合的艺术载体——戏曲,从而走出了一条“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艺术之路。

自上世纪40年代起,关良的戏曲画开始独树一帜。刘海粟认为:“他的人物、风景,不论国画、油画,气韵生动,全是中国派头,传导的是中国人的感情趣味,举重若轻;篇幅虽小,内容宏大,从容不迫。我把它们都看做中国画,中国人画的画。他画的是动作中的人,有思想感情,彼此呼应。少到一个角色,也有一台人气,半点不空,填满了活气,或叫戏的气流。不拘泥,不生造,怎么画都耐看,有回味。” 程十发评价:“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从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舞台的服饰细节等,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剧中人物的声容气魄。形式上以拙求朴,充溢着一种率真的稚趣。用笔‘钝、滞、涩、重’,无丝毫矫揉的浮华,进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关良作画喜用秃笔,笔法朴实稳健。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造型憨态、夸张变形,有着儿童画般的稚拙。其实这些看似技法简单、造型另类的戏曲人物却实是有许多苦功在里面的,细细品味,即有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韵味包含其中。关良很重视人物“点睛”与传神的关系。每次画画,他都是等全部画完后才画眼睛,画上之后,人物神态即鲜活起来,是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关良用简练的笔墨勾画戏曲人物,捕捉人物的神态,正是用传统艺术的方式重新提炼出的东方写意美学。

极简传神是关良作品的一大特色,他仅仅通过身段、手势、腰腿等简练的笔触,就把人物动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关良对中国画笔墨内在精神的和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以戏剧题材卓然自立的关良,其现实题材是比较罕见的。但他以戏曲人物借古论今,也可视为另一种现实观照。郭沫若就曾评价道:“(关良)挹取画材,虽在艰难困苦生活中,不忘他是一个中国时代画人所应有的使命,他的心情,正如他的水墨戏图《打鼓骂曹》一样的慷慨但又如嘉陵江中激流奔放,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他的人格高,画格更高。他的作品充满了人生感,估定历史价值,绝不是‘帮闲’‘消遣’所能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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