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中国画院和文汇报社主办的“海上风标——谢之光、林风眠、关良诞辰120周年作品展”6月12日—7月12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岳阳路197号）举办。展览以近百件作品回顾、梳理三位海派艺术大师的艺术人生。

 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正式宣布成立，一批20世纪成就卓著的艺术大家进入画院成为画师，共同开启了海派艺术的新篇章。60年来，画师研究不但是画院工作的重点，也是海派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是谢之光、林风眠、关良三位画师诞辰120周年。三位画师艺术道路不同，艺术风采各异，却都以独具创造力的探索，推动传统国画的现代化进程，作为20世纪重要的艺术家个案，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谢之光（1900-1976）

 此次展览共展出上海中国画院院藏作品近一百件——内容涵盖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作品品类全、时间跨度大，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展览共分两部分：一楼主要展现三位大师的现实题材作品。二楼展品主要展现艺术家各具风采的艺术探索，三位大师艺术道路不同，但都在中国画的推陈出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此次展览中不少作品都难得一见，研究前辈画家的艺术道路学习他们的艺术思想，缅怀他们为民族艺术发展而奋斗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启发和激励我们更好地为人民而创作，这个也是举办此次画展的初衷。

林风眠（1900-1991） 

 主办方表示：“今天我们回望这三位海派艺术大师的作品，不必仅盯着他们的笔墨、图式，而更应看到他们探索传统国画现代化的方向与思路，这些实践的可能性，能给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颇多启示；观众能从众多直观的作品中看到，谢之光、林风眠、关良是怎样分别以三条不同的艺术道路，最终都将传统国画推向现代化的；中国近现代画坛中探索传统国画向现代化转型的，不止谢之光、林风眠、关良所代表的这三种方向，这种探索是与当时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的，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艺术担当。”

关良（1900-1986）

 沈柔坚：潇洒来去 真名士

 谢之光先生早年从事年画创作，为我国第一代月份牌年画家。谢之光以仕女为主要题材的月份牌绘画，不同于一般的擦笔敷彩偏甜的画法，而是以水彩加线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他的淡雅透逸的风致。之光先生有很好的素描基础和色彩素养，加上他在艺术上的卓见胆识，决定了他创作不同画种和形式时都不落俗套，而各呈风采。当他转入中国水墨画创作之后，更突出了自己的艺术气质与个性特征。

 之光先生少时先后师从周慕桥、张聿光习人物画和西画，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度从事舞台布景和商业广告画，名噪一时。（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开始接触中国画，早年喜爱任颐画风，并广为吸取众长，自青藤、八大、石涛、吴昌硕、齐白石至钱瘦铁诸家，对他都深有影响。从谢之光的花鸟、走兽、山水等系列画作中，尚能见到这些前辈艺术的精神与痕迹。之光先生有着深厚的传统艺术的造诣，同时又是一位敢想敢闯的创造型的艺术家。在中国画画坛上，谢之光是一位闪烁异彩的大手笔，由于他在中西绘画上都有坚实的根基，从中国传统文人画领域中，他勇于开拓新路和突破难题，从表现技法和形式中，他不拘故常和成规，而能变化出新。记得60年代初，之光老人为上海制成万吨水压机所感动，在工厂体验生活时，以激动的心情反复绘了多幅木炭素描写生，后又匠心自运地概括、构成，经过多时推敲之后，终于绘成一幅不同凡响的《万吨巨人》的中国画力作（现藏中国美术馆），像这样以庞大的机器与众多的人物为主体、厂房内复杂结构作背景的大画幅，如果依实描绘，或处理不当，必落俗套或流于图解而索然无味，但谢之光却能以高超的简括的构成，以枯湿浓淡的笔墨变化和冷热色的冲撞晕染，使之虚虚实实，生气盎然，既显气势，又出韵味，把观者引进艺术之灵境。在五、六十年代间，谢之光还创作了《造船》《教爷爷识字》等写工业和人物的佳作。

 之光先生于70岁后，创作则以大写意山水、花鸟为重点，艺术上更是昂扬投入，而进入他的高峰期，家人说他作起画来“如疯如狂”。我多次见他执笔作画也是那么充满着情与力。他每见古书画精品或当着熟人面作画时，往往要激动地高声说：“凶！凶……！”作为助兴和感叹，自然地流露着这位艺术家的赤子之心。晚年谢之光艺术上更豪放，表现力更自由自在，大写的笔姿、墨韵、彩味确是达到“凶”的力度。有知友戏说：“之光落笔就像人来疯。”这也有如古人对艺术表现的特殊境界之描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之光老人的画幅中正是活生生地跃动着作者的真情和童趣。为求特殊效果，他作画时随兴所至而不择手段，他可以随手利用指头、手掌或是纸团、竹筷，或是将水墨倾泼纸上等等，以增情趣。谢老厚重拙朴之画风自有天真自然的味道。

 之光老人的写意水墨，自出新意，他善于处理浓淡枯湿、虚实变化冷热色的关系。焦墨、宿墨与淋漓水晕、淡彩的结合尤为巧妙，尤其是晚期的许多山水画作，更是饶有异趣，是画家丘壑成于胸中，而悟发于笔墨的结晶，凝重与空灵兼具，显出前人所没有的境地。

  “艺如其人”“风格即人”是老话，也是真理。之光老人风格独具的艺术，正是他高尚人品的反射。他为人真诚朴素，醉心画艺，生活淡泊，洁身自好，与人为善，不求闻达，爱交朋友，朋友也都喜欢他。正当他艺术上不断升华步步上高峰的时际，不幸，不治之症夺走了这位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的生命——1976年，他才活到76年。他生不逢辰，又“走”得太早了，人们都为中国画坛失去这位艺术大家而痛惜。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要出《谢之光画集》，嘱余为序。以上所写，是我对这位敬爱的前辈和至友的纪念。

 （此文原载于《谢之光画集》）

    谢之光　案头闲趣　68×34cm　20世纪60年代

    谢之光 给爷爷补课 138×68cm 1958年

王欣：跨入了一个 新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起，林风眠开始了创作以人物组群为主体的现实生活题材绘画。这不同于他的仕女及戏曲人物画的探索。即便是表现劳动题材，他依然偏爱女性形象，从《农妇》《菜农》到《收获》，三五成群的女性聚拢在一起劳动。浓烈的色彩、浑圆的造型、浓厚的墨线，在令人想到中国民间绘画的质朴的同时，泥土般棕色的皮肤，粗拙的脸部轮廓也会透露出高更绘画里的异域东方情调。林风眠怀着热忱的心投入新的社会、新的生活，并自觉地摸索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匹配的绘画表现手法。

 1958年春，林风眠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的下乡劳动锻炼，与赖少其、关良及昔日杭州国立艺专的同事吴大羽等一起深入到东郊川沙县严桥蔬菜生产队，住在农民家里，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劳动结束后，林风眠感慨万分，于是写了《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文章中这样写道：“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年来在各方面的成就，是说不尽，也写不完的。”“促使我国美术事业，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积极坚定的语调和宏阔的视野中，可以看出林风眠似乎踩到了时代的节拍。

 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此时的林风眠看起来与上海中国画院没有交集，但在上海的艺术交往圈中，来自上海中国画院的同道渐渐多了起来，他也偶尔会参加画院的活动。1961年，林风眠随同上海中国画院的花鸟画家们走遍洞庭东山二十四湾，看到农村面貌的变化和自然美景，使新作增添了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同年，林风眠参加了一个进京的重要国画展览“上海花鸟画展”，这是一个专题性花鸟画展览，显示了作为中国花鸟画重镇的上海的实力。林风眠的《秋鹜》十分抢眼，被报纸媒体频频介绍。

 《秋鹜》无疑是一件在调和东西、走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中获得成功的作品。他以毛笔、宣纸和墨汁所绘制的中国材质的水墨，传递出一种孤绝、压制与沉思的抒情性，这种幽暗的抒情甚至弥漫到了画面的外边，在典雅的中国情致中似乎还夹杂着其他的因素。作为上海花鸟画的领衔人物，唐云十分喜欢《秋鹜》，1961年7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他撰写那篇著名的《画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中，他选择《秋鹜》作为配图之一。

 1973年，林风眠正式落户上海中国画院，编入国画老年画师组，与老朋友关良、唐云等在一起工作学习。他定期准时参加院里组织的政治学习，创作座谈。有时为了院里接待外宾的工作，他和唐云等一起合作国画作为赠送的礼物。他也会为了院里创作山水组画《长江万里展新图》的任务而和国画组的老少画家一起深入长江航运局体验生活。1977年，当时的上海画院（上海中国画院与油雕院合并）向上海市文化局请示林风眠出国探亲事宜。1977年底，林风眠离开上海抵达香港。

 1979年，已身在香港的林风眠写信给王一平、沈柔坚和吕蒙等领导，表示要将留在上海中国画院的105件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因此，这105件20世纪40-70年代的林风眠绘画的上乘之作成为了上海中国画院的永久收藏。

（此文节选自《寂寂的旅途——1951-1977年林风眠在上海的艺术之路》，文章题目为另拟）

    林风眠 菜农 77.5×95cm 20世纪50年代

    林风眠 骛群 65×66cm 20世纪50年代

    林风眠　梨花小鸟　69×69cm　20世纪70年代

    林风眠　舞　128.5×68cm　20世纪50年代

 程十发：以拙求朴 吐纳中西

 关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也许他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我与关良先生的相识还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美专，当年关良先生是学校西画系教师，我是国画系的学生。按常理隔系的师生不会有太多的交往，但关先生嗜好京戏，自个操琴吊嗓，而我也深爱此道，常去听戏看画，故师生关系很好，加之关师母亦是松江人，于是更添几分亲情。我敬重关先生平淡谦和的为人，但更喜好他那风格独特的腕底“粉墨”。关先生为了过戏瘾，结交了许多梨园界的朋友，买来髯口、马鞭，熟悉唱、走、锣鼓、身段、招式等等。正由于此，其作画时各式舞台人物在其腕下呼之即出，妙趣横生。

 有人认为关先生的舞台人物是属童稚体，其实不然，他是受西方现代派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的影响。在流派纷呈的艺术海洋中，年轻的关先生东寻西找，吐纳中西。回国后，在与上海的一些国画家交往中又深深地迷上了水墨画。关先生在比较中西绘画的异同之后，领悟到了中西艺术在画理上的殊途同归。那文人画中所孜孜以求的平淡天真，无躁无火，不正与西方现代派大师们所追求的境界如出一辙吗？

 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从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舞台的服饰细节等，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剧中人物的声容气魄。形式上以拙求朴，充溢着一种率真的稚趣。用笔“钝、滞、涩、重”，无丝毫矫柔的浮华，进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此文节选自《关良作品集》序言，文章题目为另拟）

    关良　李逵三打祝家庄　30×43cm　1975年

    关良 钟馗嫁妹 46×67cm 1983年

    关良 鲁智深倒拔杨柳 27.5×43.5cm 20世纪70年代

    关良 太白醉写蛮书 34×34.5cm 年代不详

责任编辑：王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