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重回长江的麋鹿》，在网络上引来动物纪录片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这部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历时4年跟踪拍摄的野生动物纪录片，以个体故事为叙事线索，以种群命运为历史背景，一明一暗，以小见大，纵横交织，以物种故事见证国运兴衰、抒发家国情怀。

麋鹿，是与大熊猫一样古老而珍稀的中国特有物种，它历史沧桑，命运坎坷。纪录片《重回长江的麋鹿》讲述的是麋鹿重回原生地的故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现了麋鹿的个体命运和种群历史。一方面，纪录片以时间为叙事纵轴，跨越麋鹿从近代到现代，从濒临灭绝到重获生机、从人工豢养到恢复野性、回到故土的全过程，它一度在国内消失，长期在国外流浪，1985年回归祖国，1991年重回湖北长江故地；另一方面，以空间为叙事横线，有机连接湖北与全国、全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兴则麋鹿兴”，在党和政府的精心呵护下，30年间增长36倍，从64头发展到2300多头，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

“个体回家”与“种群回归”，两个故事的高度统一

《重回长江的麋鹿》通过追踪一只流浪小鹿“团圆”的成长与回归野生族群的故事，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珍稀物种的命运兴衰，还有故事背后的家国情怀。

麋鹿，其脸像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又称“四不像”，其历史可追溯至西周，在上古传说中被视为瑞兽，留下不少神秘的踪迹，或在《山海经》中被称为“玃如”，或在《封神演义》中为姜子牙坐骑“四不像”，亦常为皇家所豢养，如《孟子》中所述：“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据考古学研究，麋鹿之踪迹曾经遍布华夏之地，在诗词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如屈原《九歌·湘夫人》中即有“麋何食兮庭中？”之语，李白诗云“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东坡亦有“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的感叹。麋鹿在传统文化中是自然之心的象征，自守山林之志，而不与世俗相争。古人在麋鹿身上投射了种种高洁的愿望，也正与麋鹿本身温驯的天性相关。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善的动物，却遭遇了濒临灭亡的劫难。随着人类的发展，环境的影响，麋鹿数量不断减少，后成为皇家独有的苑囿动物。1865年，法国传教士大卫神父（Pere Armand David）在北京南郊的南海子皇家猎苑看到被豢养的麋鹿，这种稀有的动物引起他强烈的兴趣，不久，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为论文公诸于世，麋鹿由此被命名为大卫鹿（Elaphurus davidianus），很快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晚清时期，麋鹿一批批流向海外。

1894年，永定河泛滥成灾，洪水冲塌猎苑围墙，包括麋鹿在内的许多动物成为饥民的食物。1900年，八国联军路过皇家猎苑，国内仅剩的麋鹿被洗劫，至此，中国这一特有的物种在国内消失。

在战火的硝烟中，那时的人们无力关心麋鹿如何在颠簸的运输途中仓皇失措，又是如何离开熟悉的水土而孤独死去。据文献记载，那些被豢养在欧洲各大动物园中的麋鹿，很难适应环境，即使勉力生存下来，也很少繁殖，种群再次濒临灭绝的危机。后来，一位对鹿科动物情有独钟的动物学家、英国十一世贝福德公爵从各种渠道重金购买全球仅剩的18头麋鹿，全部放养到乌邦寺庄园（Woburn Abbey）内，麋鹿这一物种才得以保存下来。

流落海外意味着命运的漂泊，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种群留下一线生机。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麋鹿在乌邦寺也在不断繁殖，并赠予各大动物园扩散。1956年春，伦敦动物学会选出两对麋鹿赠与中国动物学会，饲养在北京动物园里。时隔半个世纪，麋鹿重返故土。然而，麋鹿不能适应动物园环境，也未能很好繁衍。直到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麋鹿重引进中国协议》，22头麋鹿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南海子，回到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开始规模繁衍。1993年，麋鹿重回长江中游的原生地，在其祖祖辈辈生活的栖息地自然生长，这一种群才开始重焕生机，并在短短30年间，发展壮大成全球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

从海外回到中国、回到故土的麋鹿依旧要通过层层考验，才能真正完成种群的复兴，《重回长江的麋鹿》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回归”的故事。

从小流浪的小麋鹿“团圆”在人类的呵护下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最终要回归自己的野生大家庭。然而，对于人类的依恋，与同类的陌生，此刻都成了她回归野生家族的障碍，而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则是本片给出的最大悬念。纪录片以“团圆回家”为依托，将麋鹿这一种群历经坎坷的历史命运娓娓道来，实现了“个体回家”与“种群回归”两个故事的高度统一，正如节目所述：“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用人格传播塑造故事主角，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野生动物纪录片要讲好故事，首先得要有故事的主角，无人出镜的动物纪录片，主角一般就是动物。那么，怎么讲动物的故事最容易为人类观众所接受呢？近百年来，无数创作者的反复探索表明：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动物以人格，包括人类的角色、情感、习性，让观众易于理解、产生共情，是一种有效的传播策略。

《重回长江的麋鹿》中，小麋鹿“团圆”经过“拟人化”处理，母鹿回归野生种群的故事，就成了“麋鹿姑娘回归家族寻找另一半”的故事，一个经历独特的“待嫁姑娘”的主角形象，也就呼之欲出。

野生动物回归种群是一个漫长的自然过程，如何让这个枯燥的过程变得有趣呢？创作者首先通过生动的画面，来展示它们与人类相似的一些生活习性，比如觅食、群居、求偶、家庭等；接着通过“拟人化”的解说来赋予它们以人格，把它们描述成人类社会中的角色，有如同人类一样的行为和情感。解说词写道：“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圆”，开始焦躁不安，“团圆”是个4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二十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把动物影像与人类情感和价值观念相叠加，不仅能让观众联想起人类的性格特征甚至亲身经历，而且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共情心”和“代入感”，接下来，对于“团圆的婚事”将如何展开，观众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期待。

动物的“拟人化”不仅是在为叙事服务，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打开一扇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情感通道。动物纪录片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单纯的感官刺激，它需要拍摄者对自然的热爱和了解，懂得敬畏生命。国际自然电视节组织主席帕萨·萨拉斯曾说：“自然类影片绝不只是动物、鸟、树和昆虫的近镜头、非常近的镜头和放大的镜头，还要有被称为自然精神的东西。”所谓自然精神就是指对自然的热爱，在拍摄过程中把爱的感情和思想灌注到作品中去。

《重回长江的麋鹿》先后跟踪拍摄4年，没有一颗爱心，没有对自然界持久的关注，是不可能拍出这样优秀作品的。在节目中，拍摄者以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感觉，将对麋鹿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投射到一个与人类息息相关又经常被忽略的世界，在平凡而普通的动物世界中发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从而表达了对自然的讴歌和对生命的敬畏。

“岁月与俱深，麋鹿相为友”。种群的命运，从来就不是诗人笔下的岁月静好。在战火纷飞与颠簸流离中历经重重劫难，麋鹿以其顽强的生命博得一线生机，最终，向死而生的麋鹿，不再是被圈养在苑囿之中的皇权图腾，而是奔跑在荒野之间的自然生命。“国家兴，麋鹿兴”，这是麋鹿百年坎坷命运的生动写照。以历史之眼，观自然之事，以人文之心，怀家国之情，这正是纪录片《重回长江的麋鹿》的初心所在。

（作者：荣建华，系武汉纺织大学教授；常心睿，系复旦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