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我清晰地想出他那张脸的模样，是不大可能的，我只记得他非常干净。你要以为“干净”是个普普通通的特点，那我觉得你错了。让人感觉到“干净”的人其实非常稀有。如今我人到中年，在我半生当中留给我干净印象的人也不过那么两三个。干净——那指的不仅是他的袖口、裤子、头发，而是他整个人，他看你的目光以及他的声音（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么说吧，他是一个有“干净”气质的人。因为他，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种气质。小城里的男人们多半给人油腻腻、不干不净的感觉，久而久之，你会以为男人们都是那副模样、那股气味儿。

我想他那时候也只有二十岁上下，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我的学校当见习教师。但对于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女孩儿来说，二十岁已经成熟得足以被归到“大人”的群体里去。而我自己是吊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尴尬处境里。停留在孩子世界的最后的边缘，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每当我看到高中的女生在校门外攀谈，我就忍不住嫉妒，我迫不及待地想跨过那一步，变成她们中的一个。

就在我于两个世界的边缘焦躁地徘徊、无所适从时，这个人成了我的历史老师。作为一个“大人”，他的个子稍嫌矮小了点儿，班里有两三个体育生都比他高大；而作为老师，他一点儿威严也没有，他消瘦的身体看

起来简直有点儿乏力，对于扰乱课堂的行为，他只是拿那双过于平静的眼睛看过去，皱着眉沉默不语，仿佛心灰意懒，又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事都不能惊扰他。我们自习课的时候，他坐在讲台的桌子前面读他自己的书，有时候我不经意朝他看过去，发现他在跑神、往窗外看。这时候他看起来就和我们一样对生活、对这世界茫然无知。

他是个特别的人——我一开始只是这么认为。但有天早操后，我们散漫地走向教室。我们经过那排作为住校教师宿舍的平房前面时，突然，我看见他站在某扇门外，在秋天渐渐由灰转白的晨光里。他也看见了我们，微笑着对我们摆摆手。他穿着他平时常穿的一件浅蓝衬衫，头发像是刚洗过，黑亮、柔软。我就是在这一刻发现了这个：他是一个极其干净的男人。

这发现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精神处在日夜颠倒般的亢奋状态，连那排过去对我来说平板丑陋的房子也变成了某种具有隐秘而重大意义的东西。我每天很多次不得不经过那排平房，既然我不得不从那里经过，我就得考虑该如何从那里经过：是紧张地小跑过去还是假装镇定地慢慢走过去？是低着头还是昂着头？是眼光直视前方还是转向另一个地方？我记得那扇门的样子，对我来说，门后是巨大的黑洞，黑洞里是某种类似幸福又类似折磨的危险东西。每一次从这门前经过，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我像是从一堆火前面走过。要是那扇门突然打开，我想我会下意识地夺路而逃，但除了那个具有决定性发现的早晨，它再也没有在我经过时偶然地打开。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不过是我在徒然地想像着、恐惧着、自我折磨着一次次经过它。

在课堂上，我也好受不到哪儿去。我没法注意去听他说话，我极力不看他。对我来说，他的声音、动作、目光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网，一旦我钻进网里，我可能就很难挣脱，很难不举止错乱，泄漏出什么不该泄漏的秘密。我尽量伏在桌子上，这样我变得矮小，被前面的同学挡住了，使他不容易看到我。我长相平庸，这一点比任何时候都让我觉得命运悲惨。可我又学习很好，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痛苦。为了让他不会注意到我，我故意在考试时做错几道题，这样我的名字就会藏在班级成绩单的中间，而不是在引人注意的前面或后面。但事实证明这样做一点儿也不聪明。一次自习课，我的同桌请了病假，他竟然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他先是像个学生一样读他自己的书。过一会儿，他像是对别人说话一样在我旁边说：“我注意到你这两次成绩明显比以前下降了，你是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吗？”我惊呆了，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又说：“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我。”我从书本上抬起头，感觉到他侧过脸朝我看着：他确实是在对我说话，他大概想和我讨论一下我的“问题”。但我只是看了他一眼，看到他仿佛鼓励似的对我微微一笑。我立即低下头看书，决定不说一句话。过一会儿，他大概是觉得没有和我谈下去的希望，转身走了，走时说：“以后上课时注意听讲会好得多。”那么，他已经注意到上课时总是趴在桌子上的我。

生活的变化还体现在我开始因为自己的衣着羞愧了。妈妈把她邮政局的制服改成我的尺寸让我穿，我现在发现穿上这种深绿色制服显得呆板又老气，我只喜欢制服里的白衬衫。我有一条方格裙，是姨妈从大城市买给我的，我非常喜爱这条黑白方格裙。天冷了，我仍然光腿穿着它。某个下午，上第一节课前，刚刚下过雨，我穿着这条裙子匆匆忙忙从那排平房前跑过。一个声音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停下来回头看，竟然是他。我站住了，我在想我的小腿肚上是否有因为奔跑溅上的泥水点，我的头发是否因为奔跑而变得凌乱……好在我穿着那条格子裙和白衬衫，我这样想着竟然有了一点儿自信。他走过来，朝我伸出手，手里拿着一支深蓝色的钢笔，问是不是我跑过去的时候掉在路上的。我怎能承认我在狼狈奔逃的过程中掉了一支钢笔？“不是我的。”我说。因为刚刚奔跑过，我听到我说话时在喘气，声音发抖。“不是你的……”他说，仿佛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俩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的我，和独自一人的他，我们俩仿佛都在想办法，其实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暂时陷入某种情感空无的深渊里。

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掩藏得很好，但恐怕那些错乱的时候始终没能逃过一个敏感的人的眼睛。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它甚至越来越紧张。这当然是由于我的缘故。而他试图将它变成一种平常、轻松的关系。他试图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但结果大多事与愿违，我不是沉默地逃跑，就是出言不逊地抵制。吸引和逃避、喜爱和伤害，这像是一体的两面，在我不能从经验上来理解它的时候，我倒已经本能地去践行它了。大约在所有沟通的尝试宣告失败后，他邀请我在某天放学后去他那间平房，说他选了些书给我。

他告诉我这件事是在上午的第四节课后。然后，我们放学了。我像个梦游人一样从校门口走过，竟然没去注意那些聚在一起说笑的高年级女生。差不多已经初冬了，我那件洗得缩了水的白衬衫外面只罩了一件单薄的夹克。周围的屋舍、街道、行人、车流都在初冬暖的太阳底下散发出一种梦境般的光。整个下午，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无论是老师讲的课还是同学说的话。我只是在想，我该怎么去敲那扇门，后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无论如何，那似乎就是结局。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校园里的路灯亮起来，那排平房里的每个窗户都透出黄色的灯光。在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努力地鼓起那么大的勇气。我终于敲了老师的门——我期待和躲避的那扇门。我几乎惊呆了——开门的是位长发的女人，她穿着一件大红色毛衣，笑吟吟地说欢迎我。他随后走过来，手里拿着已经准备好的几本书，让我翻翻看。在这局促、摆着破旧家具的小房间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干净。他们邀请我在屋里坐一会儿，聊一聊。长发的姐姐端来水果，我们围坐在那个褐色的、桌面油漆剥落的小圆桌旁，像三个朋友，老师在讲历史上的一些事，长发姐姐在讲有关老师的事……

我抱着他借给我的那四本书离开了。那并不是课本那样尺寸的书，而是像我家订的《上海文学》那样的大开本。灯光在凝重的暮色里变得不再暧昧、昏沉，而是非常明净。我一路上都在想：这一切是他精心安排的，这是他最终选择的拒绝的方式。我想我懂得这种温柔，所以，我不再是个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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