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宮乐图》，作者不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辛丑牛年河南春晚上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成功“出圈”、惊艳四方。该节目力求将盛唐的风采和少女的灵动搬上舞台，再现盛唐时期的大国气象和以“唐三彩”为代表符号的唐韵之美，令亿万观众神往。大唐气象，说到底是由文化自信铸就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谓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未来的信心。历史表明，越开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进取。这种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唐朝是承续隋朝而建立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就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新唐书》记：“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李渊袭封唐国公、太原留守。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中原的历史和长达270年之久的国家分裂。统一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其中心便是三教并行,多元、混合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一新生政权的面前,呈现的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却为唐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文帝一面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改革佛教的管理,集政教于一身；一面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要求儒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以快出人才，出可用之才。隋炀帝本身好学,又有文才,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尤其重视江南文化，为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朝建立之初，秉承隋代风气的余韵，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了各地武装割据，重建统一秩序，恢复经济，安定社会，带来了民族大融合，营造出颇具生气的帝国局面。唐都长安成为世界最大城市，西域商人、日本遣唐史、朝鲜半岛各国留学生云集于此，据史家研究，前来朝觐、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真正是世界之中心。

大唐疆域广泛、幅员辽阔，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各国来的人才，不少外国（族）人还在大唐做官，有的甚至成为名将，如李楷洛、李光弼父子（契丹人），安禄山（康居国人），哥舒翰（安西龟兹人），高仙芝（高丽人）等，同样，突厥贵族、新罗人在大唐做官也都备受优待。

李世民非常自信地总结了自己一生文武兼备、仁爱公信：“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宏至公之遗，是朕崇信也。”（《唐会要》卷七）李世民“华夷一家”的自信，是对其武力与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针的自许，昭示了以大唐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由此形成。

唐代承续隋代的制度和文化政策，思想上以儒家来维系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同时，唐代皇帝认亲老子，追认其为李氏的祖先，科举考试中把《老子》一书列入其中，官员必须读《老子》，道家享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唐玄宗还将《老子》列入学官，有不少名臣就是通过“道举考试”得以出仕。另外，唐代还承续了南朝时流行的佛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三大宗派。尤其是在初唐时期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佛教事件：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一位叫玄奘的和尚从长安出发，步行前往印度取经，历时17年，经历千辛万苦，其故事感动了当时的中国。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态，许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释之间，他们的思想开放，精神富足。以诗歌为例，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尽管梁陈宫体诗仍然是初唐诗歌的主流，重辞采声律，感情的纤弱、诗风的绮靡仍有很大影响，但是统一的新时代、新气象，启迪着诗人们寻找新的道路、新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的诗人有意识突破了宫廷诗的范围，把视野打开，将诗歌题材和内容伸向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自然山水、理想抱负等，有的诗人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内容刚健质朴。如王绩、杜审言、宋之问等人的诗中出现一种质朴清新、宁静淡泊的境界，积极进取的精神。“初唐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的诗，重视抒展一己之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情感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现实意识、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在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诗人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气神，眼界和胸怀非前人可比，他们注重生命体验，重视干预现实，开创了有唐一代的诗风，奠定了律诗的范型。这以后，诗歌更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到了盛唐时期，各类诗人更是繁星闪耀，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各显才华，各竞风流。

到中唐时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称的韩愈，又打起复古的旗号，引领了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运动。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孟子以后中断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汉儒以来的经学传统。因而，他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挽救世风和社会危机。以道统论为新思想，以古文运动为载体，以反对崇佛为武器，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号召，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实际上是一场“儒学+文艺”复兴运动，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唐三彩载乐驼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朝人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强大的国力特别是经济的支撑。唐朝经济实现了类似于今天的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两相结合的双循环模式。

内部，唐朝实行土地公有制，即授田制，历史上叫均田制。隋朝末年因为战乱产生大量无主田地，使均田制得以施行，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的发展。政府依户籍授田，区分公私两区，公私折中。连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有授田。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有所放宽。同时，唐朝还实行职分田、公廨田和公廨钱制度。职分田就是将一部分土地授给士兵和官员，士兵依靠种田取得军费（府兵制），官员根据职分在职分田内领取俸禄。公廨田是为保障地方官员的生活和幸福感，按官署等级划出一片田地供官员租给农民耕种，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养兵养官模式虽然有弊端，但确保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的需求，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复苏。

财税制度上则实行与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调法。租庸调按丁征收，政府为民置产，因其产而缴税，没有重征累民之弊，又防止兼并之风。同时，土地与户籍挂钩，开征户税和地税。地税是按调交纳粟、麦、稻二升，充实义仓；户税则根据户内丁男多寡分成九等开征。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逃户增多，财政出现危机，唐肃宗时宰相刘晏实行赋税制度改革；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唐朝整体税负较低，大约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相当部分财富集中在民间。

唐朝农业发展较快，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增长，天宝八载（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每斗价仅十三文。饮茶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逐渐普及，唐代中期建立茶税，成为重要的税源。手工业有了官营和私营之分，唐代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丝、麻为主要纺织对象，白瓷、唐三彩等特色陶瓷业发展成熟。金银器制造业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交通方面，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运以洛阳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运河贯通南北，驿站、邸店（相当于物流中心）成为重要的配套设施。出现了城市商品经济和长安、洛阳、苏州、扬州、广州、成都等商业中心。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飞钱”出现。尤其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开始超越黄河流域，一枝独秀。即使是“安史之乱”后，华北残破，但唐政府仍可以依赖江南经济而持续其统治。

更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成为唐代人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需要。官员宦游，富商市游，僧道玄游，士人漫游，平民郊游，形式多样。由于唐代社会氛围相对宽容，节假日众多，鼓励休假游乐，因而出现了许多旅游达人，如唐玄宗、李白、刘禹锡等。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节假日郊游，成为唐代一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唐朝政府“斥远游，主近游”，因此，城市的人文景观，周边的自然山水成为人们郊游的好去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活跃了旅游经济。唐朝甚至还出现女性游乐的风景，女性出游之风遍布了都市和乡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由于男女平等的风尚显然激发了女性的自信。唐诗中不乏丈夫对妻子的关怀，女性争取爱情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对外，唐代海外贸易兴盛。从广州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成为主要运送丝绸的海上丝路。《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贞观年间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东商人纷纷来唐经商。唐朝江海沿岸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等城市，因海外贸易的繁荣，快速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政府特别设置“市舶使”，管理蕃船的进出以及征税事务，不仅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而且一些境外货币还可以在唐朝流通。有研究表明，直到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仍然有12万人以上。陆上丝路在汉代基础上继续向南北扩展，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有安东道、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吐蕃道等10余条商路，直到“安史之乱”才被迫中断。经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相促进，扩大了唐朝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代摹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天生我材必有用，愿得此身长报国

唐朝的建立最初是依靠关陇贵族势力的支持，统一后，唐太宗为巩固政权，一面打击关陇势力，一面兴科举起用寒族士子。这样，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初兴，迅速激发起士人上进之心。

虽然唐朝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身份等级制，并且形成了严格的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但是，到唐朝中期，由于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不服法令自动迁移者越来越多，成为政府关注的一件大事，人称为“逃户”。大历元年（766年），唐政府不得不承认逃户的合法性：“逃亡失业，萍泛无依，时宜招绥，使安乡井。”因此，人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造成“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社会对富人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富民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士”主要就在富民阶层中兴起，地方精英、文官家族，大部分来自富民，士转型成为世家大族。新兴士阶层之崛起，出现新型伦理，旧思想与传统秩序被打破，以新兴进士取代士族门阀，“以庶族寒门而登第，庶几可以无家族势力之弊端”。士风也显示出空前的活力。

科举制度打开了人才的进路，使人才选拔的标准多样化。以考儒家经典为主的明经科入仕不再受重视，相反，不需要背古代儒家经典的进士科格外受青睐，这样，由过去比拼儒家经典转而比拼诗词歌赋，士人对现世的关怀大大超过了对古代的关注，因此出现“天下崇文”现象。“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士子潜心于科举之学，心怀功名利禄之想，对儒家伦理未必尽措于心。不少士子宗教情怀与世俗生活交织，功利之行与个人修养并重。隐逸出尘之思，仕途精进之念，矛盾地统一于他们身上。同时，社会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有的人向往林泉丘壑，沉潜山水，崇道修身，不拘传统礼法；有的人为显亲扬名，奋不顾命，行全志立，殁而犹生。孝悌行为与出世情怀这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谐地并行不悖：一面张扬“孝行为立身之本”，一面信奉“出忠而入孝，开物履祥，任道而安时，功成而退迹”。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度很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科举制改变了以往门阀地主为政治中心的格局，极大地刺激了文人从政、书生报国的理想、抱负与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杜甫《后出塞其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一时间，书生济世、寒士报国、扬名立万，侠骨柔肠，形成激昂奋进的大唐精神，蓬勃进取的时代气韵，刚毅雄浑的民族强音。

唐代科举取士率低，落第者众，而且即使及第，也未必能马上入仕，这种情况下，强大的边防需求，激发了文人投笔从戎、支边求功的欲望，他们渴望建功立业，而边塞将领可以自己用人，又为文人入幕提供了制度条件。“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李颀《送陈章甫》）；“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塞上曲其二》）。这样也刺激了唐朝边塞诗的发展，2000首边塞诗相当于历朝边塞诗的总和。诗中，战鼓、铁马、鸣镝、热血交汇出一曲曲雄浑的报国乐章。即使仕途坎坷，依然痴心不改；无论战争艰苦，仍然矢志不移；哪怕路途遥遥，只管一往无前。他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打击不言而喻，也被视为唐朝中衰的转折。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唐后，中央皇权不振，宦官专权，地方藩镇林立，割据自雄。总体上这一说法不错，但是，安史之乱后几代君主，并没失去文化自信，而是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在重振中央皇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史家认为，是安史之乱造就了武将群体的崛起，但事实上，从大唐开国以来，重文却并不轻武，文人意气风发，武将地位同样显赫。安史之乱后，绝大部分藩镇但求权力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扩大版图之野心。很多节帅还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这缘于中央两手抓的措施，一面对军功进行奖励，包括允许藩镇节帅自行委任官吏，赋税留于地方，以显示对忠诚的回报；一面倡导以君臣大义为核心的儒家礼法秩序，重塑中央权威。

以郭子仪为例。郭子仪坐镇汾州期间，曾向朝廷请求任命一县官，引起手下不解，恰巧敕书迟迟不下，郭子仪不以为恼反而高兴地向他们宣言：“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

郭子仪并非孤例，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一些重大改革如两税法，同样通行于各藩镇。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就职。即使是此后唐朝的历次对外战争，都得到各藩镇的鼎力支持。安史之乱后，唐朝在面对回纥、吐蕃、南诏三重压力下，正是依靠藩镇的力量取得重大胜利。

如在渔阳之战、杀胡山之战中，依靠的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河东镇麟州刺史石雄，将乌介可汗逼入末路，在内讧中被杀，传首长安，统治漠北百年的回鹘汗国，至此灭亡。坐镇剑南西川的名将韦皋，镇守蜀地21年，抚恤士卒，修饬边防，累积击破吐蕃军48万；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历次战争中得地4000余里，户口百万之家。866年，吐蕃最后一任国相，被归附唐朝的蕃将拓跋怀光所杀，首级同样传首长安，宣告了这个雪域高原的强大帝国彻底终结。晚唐名将高骈，先镇静海军，克复交趾，后移镇西川，前后俘斩南诏军十万余人。“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如此规模的协调作战是史上罕见的。历经百年苦战，唐朝仍能灭回纥、破吐蕃、败南诏，将三大劲敌尽数铲除，收复河西、陇右大片疆土，依旧保持第一强国之势，藩镇功莫大焉。对内，以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为首的各地藩镇的支持下，囚禁皇帝、大杀朝臣的宦官不得不收敛。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依然是汉而不是胡。

大唐是诗歌的江山、诗人的盛世。一生穷困潦倒，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杜甫，他的诗歌却一样豪气，哪怕是慨叹自己遭遇，也充满激越的气势：“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唐以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韦应物、张籍等诗人辈出，影响力不逊色于盛唐；即使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韦庄等，他们的文化自信从未丧失，不似一个式微而亡的时代韵味。

如23岁的杜牧能写下著名的《阿房宫赋》，他的诸多诗歌如“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赤壁》），“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诗中清拔高峻的格调，诗情豪宕风流蕴藉，清新流丽中见风骨。这风骨来自内心的文化自信。“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李商隐，不乏荡气回肠的诗歌，如“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北青萝》）诗中不论是自我期许，还是借古讽今，音律圆美婉转、语言绮丽工整，以至于北宋西昆体对李商隐的学习效仿简直到了生吞活剥的地步。眼见李家王朝气数已尽的唐末诗人郑谷，其绝句风神绵邈、词意婉约、清婉明白，“有唐三百年，风雅雄一代（叶涵云语）”，“独饶思致（纪晓岚语）”，有“一代风骚主”（司空图语）之誉。“诗旨未能忘救物”的杜荀鹤，其诗“朴实质明畅，清新秀逸”，语言清新通俗而爽健有力。同样是咏史、怀古诗，晚唐诗人许浑不逊色于中唐刘禹锡：“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以至于金圣叹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中连连点赞：“‘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只要青山还在，王气终究未消。这种自信正是大唐文化自信的写照。

总体说来，整个唐朝社会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兼容并包、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历史表明，越开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进取。这种文化自信尽管经历晚唐的衰败和五代的战乱，依然不减其势，持续影响着宋以后的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增强我们文化自信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源。

（作者：刘绪义，系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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