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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纪年:在瘟疫蔓延的年代

时间:2020-02-29 16:07:44来源:北京晚报作者:

  浩瀚的宇宙从诞生那一刻起历经了数十亿年,人类的历史不过起始于地球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之后,在600万年的时光里,人类的演化经历了质的变化,直到今时今日,被冠以“人类世”的纪元,似乎我们真正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却并不意外地依然要经历各种天灾人祸。

  加缪(1913—1960)

  萨拉马戈(1922—2010)

  马尔克斯(1927—2014)

  没有人吃惊于自然的威力,却往往懈怠于对生灵的敬畏,于是,就在短短的近几十年内,艾滋、埃博拉、禽流感、非典,直到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都成为我们当代人的梦魇。其实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人类不过是兜兜转转,天花、流感、疟疾、鼠疫、麻疹、霍乱……瘟疫一直不曾远离,不幸成为亲历者,每个人都会变成历史的碎片,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往往催生出许多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一面镜像,今天不过是昨日的倒影,我们与过去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和恐慌。而过去,就在那些作家的笔下。在虽不同却有共性的瘟疫处境下,个体的抉择、情感的关系、集体的失控,都会被无限放大,最终能够被记录下来且引发长久思考的,是人性的善恶、情感的复杂以及个体命运的无常。

  作为镜像的鼠疫

  提到与瘟疫相关的作品,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在人类历史上,真实的鼠疫第一次大暴发是在公元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就是欧洲中世纪有名的“黑死病”袭击,第三次是在19世纪末,从中国云南始,影响全球,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其中,1910年哈尔滨的鼠疫事件因为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让我们对历史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众多的瘟疫事件中,鼠疫因其猛烈、反复和沉重对人类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一切促成了加缪的创作。《鼠疫》也确实成为瘟疫题材作品中无可替代的文学名作,它再现了面临瘟疫时人性的种种面相,从中不难看出正在经历疫情的我们与之何其相似。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座法属北非滨海城市阿赫兰,那里有20万人口,毫无臆想和色彩,平庸而麻木,人们拼命地追逐金钱,很少思考。直到春天来临,一场不请自来的疫情,打乱了城市按部就班的节奏。

  不出意外,每当疫情来袭,站在最前线的总是医护人员,他们是最先感知瘟疫信号的人,也是平息灾难的战士。在《鼠疫》中正是由一位里厄医生串起了整个故事,当他离开诊所,在楼梯间第一次发现死老鼠时,预示着阿赫兰这座城市即将陷入无尽的恐慌之中。

  随着疫情愈演愈烈,城市被封锁了,人们也经历了从不以为意到紧张不安的过程,有人死亡、有人离别、有人出逃,也有人雀跃——其实,我们都一样,或者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灾难面前的表现都是相似的。就像加缪在书中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的里厄大夫和组建防疫志愿队的医生护士们,有记录疫情并积极参与城市救治的政治家,有想要逃出城最终却加入志愿者的外地记者,有一贫如洗却义务承担起防疫重要工作的小公务员,有一度宣扬鼠疫是上帝对人类惩罚的神甫,有因为失去小儿子而自愿当志愿者的法官,还有如鱼得水的罪犯、发国难财的商人、为显贵之人斡旋的掮客以及醉汉、流浪者、门房等等这些边缘的底层人们,他们在瘟疫面前,没有区别,又各有区别,不可预知的死亡和灾难中的不同抉择,几乎道尽了灾难中人性的无数可能。

  好像一面镜像,过往映照着我们的现在,可是,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总是有许多人无知而愚蠢。正如书的结尾,疫情结束后,听到街上的欢呼声,里厄大夫却满心忧虑“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当然,我们现在会知道,永远不会死绝的不只是鼠疫,还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瘟疫本身,希望同样经历这种灾难的我们,在疫情过后,不要只留下雀跃的欢呼,而是从中能够真正吸取到一些教训。

  盲流感背后的人性沉沦

  如果说加缪的《鼠疫》写尽了瘟疫来临时现实和个体的挣扎,那么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就是用寓言的形式把人性逼入绝境,通过集体的沉沦,撕开文明的外衣,揭示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以此来警示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

  小说开始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色瘟疫,一个正在开车的日本人突然失明,成为了零号患者,随后以帮助他为由送他回家的偷车贼、他去就诊时为他看病的医生以及诊所里的其他病人相继失明,一场无缘由的瘟疫蔓延开来。故事再次以医生为核心,他以敏锐的职业素养判断这可能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流感,迅速地向政府发出信号,而这场“盲流感”也以迅猛的速度扩散,国家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将感染者集体隔离。于是,这些互有交集的第一批患病者,在用精神病院临时搭建的隔离区再次重聚。

  看似没有生命危险的失明,却让人类丧失了文明的外衣。政府并没有派人照顾这些失明者,而是让他们自我放逐。恐惧侵蚀了人性的道德,欲望吞噬了人类的理性,在失去尊严的黑暗中,被抛弃的人们回归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猜疑、争夺、欺凌、杀戮,恍如人间炼狱。这是对这个世界绝望透顶的萨拉马戈,对人类最犀利的鞭挞。

  也许很多人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绝境,但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始终在现实中重演,无论是以瘟疫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出现。“有赖”人类的健忘和视而不见,它发生在过去,也必将在未来重启。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萨拉马戈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唤醒人们的意识。就像在书中,他设置了一个唯一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妻子,也像在故事的结尾,盲流感突然消失一样,虽然作者是个“愤怒”的人,但却始终保有一份希望。瘟疫的可怕来自于人心,而人心的警醒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清醒认知,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光明,他们失去的只是大脑的认知能力,当眼睛仅仅沦为动物一样的工具,而不再是向大脑传递精神信号的枢纽时,失明的瘟疫必然会卷土重来。

  爱情也是一场瘟疫

  不同于《鼠疫》的现实主义和《失明症漫记》的寓言风格,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选择了浪漫主义的方向,它与瘟疫相关,更与情感紧密相连。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风靡全世界,而《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知名度仅次于《百年孤独》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

  这段故事设定在19世纪的80年代到20世纪的30年代之间,当时哥伦比亚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不是霍乱,而是名为“千日战争”的内战,但是在小说中,瘟疫却贯穿了整个作品。不过,它并没有带来群体性的恐慌,而是成为了爱情的纽带,在这里,霍乱更像是一种隐喻。

  报务员阿里萨和少女费尔米纳相爱于青春年少,却因为门第关系,被女方父亲拆散。后来,因为瘟疫的缘由,费尔米纳结识了医生乌尔比诺,开始步入人生的“正规”,与他携手走进婚姻。为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就像乌尔比诺所言“爱情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在动荡之中,有些人选择远离霍乱,有些人却身陷其中。

  但阿里萨始终没有忘记费尔米纳,虽然有过622个情人,却始终坚信费尔米纳是自己唯一的所爱。直到乌尔比诺离世,在与费尔米纳分别了53年7个月11天后,两位老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马尔克斯这部探讨爱情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有人感动,有人不屑,小说中描绘的爱情,有深情,也有滥交;有初恋,也有婚外情,更有各种禁忌之恋,让许多人感到困惑,而这也是霍乱的隐喻所在。在瘟疫的年代,像瘟疫一样的爱情,让阿里萨陷入到了自我制造的病毒中。然而就像病毒一样,在人类的诸多感情中,爱情最为让人失控。

  用瘟疫释读爱情,马尔克斯写尽了爱情的百态,远离了理智和道德,有时候,有的爱情真的就像一场瘟疫。

  从《鼠疫》对社会个体的关注,到《失明症漫记》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再到《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人类情感的深度诠释,一样的瘟疫题材,三位作家以不同的风格和视角,写出了不同的故事。加缪试图通过对瘟疫时期场景的还原,用哲学的思想给人们以警示;萨拉马戈力图制造一场瘟疫的灾难,用寓言的方式唤醒人们的意识;马尔克斯想要以瘟疫的隐喻,用宏大的叙事揭示出爱情的本质。

  当然,除了这三部名作以外,文学史上还有诸多以瘟疫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如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包括中国语境下的瘟疫叙事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池莉的《霍乱之乱》及前文中提到的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阅读这些作品,或者能让身处其中的我们,在瘟疫蔓延的年代,除了恐慌之外,更深切地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张艾茵)

责任编辑胡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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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纪年:在瘟疫蔓延的年代

时间:2020-02-29 16:07:44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浩瀚的宇宙从诞生那一刻起历经了数十亿年,人类的历史不过起始于地球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之后,在600万年的时光里,人类的演化经历了质的变化,直到今时今日,被冠以“人类世”的纪元,似乎我们真正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却并不意外地依然要经历各种天灾人祸。

  加缪(1913—1960)

  萨拉马戈(1922—2010)

  马尔克斯(1927—2014)

  没有人吃惊于自然的威力,却往往懈怠于对生灵的敬畏,于是,就在短短的近几十年内,艾滋、埃博拉、禽流感、非典,直到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都成为我们当代人的梦魇。其实回望历史,就会发现,人类不过是兜兜转转,天花、流感、疟疾、鼠疫、麻疹、霍乱……瘟疫一直不曾远离,不幸成为亲历者,每个人都会变成历史的碎片,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往往催生出许多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一面镜像,今天不过是昨日的倒影,我们与过去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和恐慌。而过去,就在那些作家的笔下。在虽不同却有共性的瘟疫处境下,个体的抉择、情感的关系、集体的失控,都会被无限放大,最终能够被记录下来且引发长久思考的,是人性的善恶、情感的复杂以及个体命运的无常。

  作为镜像的鼠疫

  提到与瘟疫相关的作品,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在人类历史上,真实的鼠疫第一次大暴发是在公元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就是欧洲中世纪有名的“黑死病”袭击,第三次是在19世纪末,从中国云南始,影响全球,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其中,1910年哈尔滨的鼠疫事件因为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让我们对历史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众多的瘟疫事件中,鼠疫因其猛烈、反复和沉重对人类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一切促成了加缪的创作。《鼠疫》也确实成为瘟疫题材作品中无可替代的文学名作,它再现了面临瘟疫时人性的种种面相,从中不难看出正在经历疫情的我们与之何其相似。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座法属北非滨海城市阿赫兰,那里有20万人口,毫无臆想和色彩,平庸而麻木,人们拼命地追逐金钱,很少思考。直到春天来临,一场不请自来的疫情,打乱了城市按部就班的节奏。

  不出意外,每当疫情来袭,站在最前线的总是医护人员,他们是最先感知瘟疫信号的人,也是平息灾难的战士。在《鼠疫》中正是由一位里厄医生串起了整个故事,当他离开诊所,在楼梯间第一次发现死老鼠时,预示着阿赫兰这座城市即将陷入无尽的恐慌之中。

  随着疫情愈演愈烈,城市被封锁了,人们也经历了从不以为意到紧张不安的过程,有人死亡、有人离别、有人出逃,也有人雀跃——其实,我们都一样,或者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灾难面前的表现都是相似的。就像加缪在书中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一直坚持在第一线的里厄大夫和组建防疫志愿队的医生护士们,有记录疫情并积极参与城市救治的政治家,有想要逃出城最终却加入志愿者的外地记者,有一贫如洗却义务承担起防疫重要工作的小公务员,有一度宣扬鼠疫是上帝对人类惩罚的神甫,有因为失去小儿子而自愿当志愿者的法官,还有如鱼得水的罪犯、发国难财的商人、为显贵之人斡旋的掮客以及醉汉、流浪者、门房等等这些边缘的底层人们,他们在瘟疫面前,没有区别,又各有区别,不可预知的死亡和灾难中的不同抉择,几乎道尽了灾难中人性的无数可能。

  好像一面镜像,过往映照着我们的现在,可是,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总是有许多人无知而愚蠢。正如书的结尾,疫情结束后,听到街上的欢呼声,里厄大夫却满心忧虑“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当然,我们现在会知道,永远不会死绝的不只是鼠疫,还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瘟疫本身,希望同样经历这种灾难的我们,在疫情过后,不要只留下雀跃的欢呼,而是从中能够真正吸取到一些教训。

  盲流感背后的人性沉沦

  如果说加缪的《鼠疫》写尽了瘟疫来临时现实和个体的挣扎,那么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就是用寓言的形式把人性逼入绝境,通过集体的沉沦,撕开文明的外衣,揭示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以此来警示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

  小说开始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色瘟疫,一个正在开车的日本人突然失明,成为了零号患者,随后以帮助他为由送他回家的偷车贼、他去就诊时为他看病的医生以及诊所里的其他病人相继失明,一场无缘由的瘟疫蔓延开来。故事再次以医生为核心,他以敏锐的职业素养判断这可能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流感,迅速地向政府发出信号,而这场“盲流感”也以迅猛的速度扩散,国家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将感染者集体隔离。于是,这些互有交集的第一批患病者,在用精神病院临时搭建的隔离区再次重聚。

  看似没有生命危险的失明,却让人类丧失了文明的外衣。政府并没有派人照顾这些失明者,而是让他们自我放逐。恐惧侵蚀了人性的道德,欲望吞噬了人类的理性,在失去尊严的黑暗中,被抛弃的人们回归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猜疑、争夺、欺凌、杀戮,恍如人间炼狱。这是对这个世界绝望透顶的萨拉马戈,对人类最犀利的鞭挞。

  也许很多人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绝境,但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始终在现实中重演,无论是以瘟疫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出现。“有赖”人类的健忘和视而不见,它发生在过去,也必将在未来重启。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萨拉马戈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唤醒人们的意识。就像在书中,他设置了一个唯一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妻子,也像在故事的结尾,盲流感突然消失一样,虽然作者是个“愤怒”的人,但却始终保有一份希望。瘟疫的可怕来自于人心,而人心的警醒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清醒认知,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光明,他们失去的只是大脑的认知能力,当眼睛仅仅沦为动物一样的工具,而不再是向大脑传递精神信号的枢纽时,失明的瘟疫必然会卷土重来。

  爱情也是一场瘟疫

  不同于《鼠疫》的现实主义和《失明症漫记》的寓言风格,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选择了浪漫主义的方向,它与瘟疫相关,更与情感紧密相连。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风靡全世界,而《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知名度仅次于《百年孤独》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

  这段故事设定在19世纪的80年代到20世纪的30年代之间,当时哥伦比亚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不是霍乱,而是名为“千日战争”的内战,但是在小说中,瘟疫却贯穿了整个作品。不过,它并没有带来群体性的恐慌,而是成为了爱情的纽带,在这里,霍乱更像是一种隐喻。

  报务员阿里萨和少女费尔米纳相爱于青春年少,却因为门第关系,被女方父亲拆散。后来,因为瘟疫的缘由,费尔米纳结识了医生乌尔比诺,开始步入人生的“正规”,与他携手走进婚姻。为了一份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就像乌尔比诺所言“爱情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在动荡之中,有些人选择远离霍乱,有些人却身陷其中。

  但阿里萨始终没有忘记费尔米纳,虽然有过622个情人,却始终坚信费尔米纳是自己唯一的所爱。直到乌尔比诺离世,在与费尔米纳分别了53年7个月11天后,两位老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马尔克斯这部探讨爱情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有人感动,有人不屑,小说中描绘的爱情,有深情,也有滥交;有初恋,也有婚外情,更有各种禁忌之恋,让许多人感到困惑,而这也是霍乱的隐喻所在。在瘟疫的年代,像瘟疫一样的爱情,让阿里萨陷入到了自我制造的病毒中。然而就像病毒一样,在人类的诸多感情中,爱情最为让人失控。

  用瘟疫释读爱情,马尔克斯写尽了爱情的百态,远离了理智和道德,有时候,有的爱情真的就像一场瘟疫。

  从《鼠疫》对社会个体的关注,到《失明症漫记》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再到《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人类情感的深度诠释,一样的瘟疫题材,三位作家以不同的风格和视角,写出了不同的故事。加缪试图通过对瘟疫时期场景的还原,用哲学的思想给人们以警示;萨拉马戈力图制造一场瘟疫的灾难,用寓言的方式唤醒人们的意识;马尔克斯想要以瘟疫的隐喻,用宏大的叙事揭示出爱情的本质。

  当然,除了这三部名作以外,文学史上还有诸多以瘟疫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如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包括中国语境下的瘟疫叙事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池莉的《霍乱之乱》及前文中提到的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等。阅读这些作品,或者能让身处其中的我们,在瘟疫蔓延的年代,除了恐慌之外,更深切地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张艾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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