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拍摄的援鄂医护工作者肖像。季春红 摄

4月25日，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凯旋，他们告别了奋战66天的武汉，踏上回北京的列车。季春红 摄

最新出版的《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19》画册封面，是一幅刚刚摘下口罩的援鄂医护工作者肖像。照片中，被口罩勒出的深深印痕和白衣天使坚毅的目光，令人久久凝视。

这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李舸带领团队，为全体援鄂医护工作者拍摄的4.2万余幅肖像之一。这项主题为“为天使造像”的摄影工程，用镜头向逆行者致敬，更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而在李舸看来，“这不仅仅是4.2万多幅肖像，也是4.2万多个故事，更是4.2万多次感动。”

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发

2月20日，正值战疫的攻坚阶段。当晚，李舸带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4人小分队，抵达了武汉。他们此行，是为了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一天前，李舸刚刚接到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任务，给驰援湖北的医护工作者每人拍摄一幅肖像照。

“我早就做好去武汉的准备了。”一个月前，李舸就已经向报社请战了，但他没想到，自己真正抵汉时肩负了双重任务，既要做好一线的采访工作，还要组织摄影力量，完成“为天使造像”这一意义重大的肖像摄影工程。“当时，援鄂的医护人员是3.3万人，后来陆续增加到4.2万人。这样一个任务，所有人都感觉不可能完成，只能是各尽所能，能拍多少算多少。”

抵汉当晚，他们迅速与湖北摄影家协会对接，又动员了在湖北采访的多家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摄影记者，加上前来支援的河南摄影小分队，很快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摄影团队。“至今，这些人没有一个跟我们谈回报或者补助，都是义务的。”谈到这支特殊的队伍，李舸很是感慨，“在武汉，唯一有自由活动特权的，就是摄影记者。”

李舸给团队定了两条基本的工作底线，一是不能因为拍摄干扰医护人员的正常治疗工作，二是绝对不能影响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休息。“因为拍照的瞬间是要摘口罩的，有不可预知的风险，所以即使在所谓的清洁区，也要尽量缩短拍照时间。”医护人员从病房交班出来后，吃饭前的空当，或是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就是宝贵的拍摄时间。“有时好几个医疗队可能在同一时间下班，时间控制就得很严。”李舸计算过，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真正摘下口罩拍摄时可能只有几秒钟。

刚开始的几天，摄影队一天要在医院里工作12个小时，防护用品只有口罩。“我当时特别担心，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如果队员感染了，不光对他们的家人没法交代，对被拍摄的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风险。”后来，经过协调，摄影队得到允许进入医护人员驻地拍摄。“这时拍摄进度就快了，基本上一个摄影师一天就可以拍一支医疗队，大概100多人。”

拍下了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

在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一线，都曾有李舸忙碌采访的身影。但这一次初到武汉，他仍感到“非常恐慌”。“那时候北京也买不着口罩，酒精也带不上高铁，整个气氛非常紧张。到了武汉还是冬天，没有暖气，又不允许开空调，有的摄影师睡觉的时候，连衣服都不敢脱，也不敢洗澡，每个人都很恐惧。”慢慢地，随着拍摄进度逐渐明朗，防护装备补充齐备，这种恐慌感才逐渐消失。

17年前,李舸就主动请缨，进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非典重症病房待了十几天。这一次，他的感受又大有不同。“那时候没有移动互联网，信息传递非常困难。而现在一部手机就能直播，很多患者本身就是一个自媒体。尤其是在病房里没有家人的陪伴，这部手机就相当于新冠疫情的特效药，对安抚患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舸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医护人员都和患者加了微信，下班之后就利用休息时间，与患者及时沟通病情，有时一通电话就是几十分钟，也起到了心理医生的作用。而患者则拍下了很多医护人员在病房里的工作照，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

拍肖像照时，不少医护人员都会主动向李舸展示自己手机里的照片，“他们常说的是，特别惦记某某床的患者。”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感动了李舸，他以“你是我最牵挂的人”为题，拍摄了一组医护人员展示手机相册的照片。这组照片发表后，有网友评论说，看到了新时代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

“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在同期拍摄的小视频中，李舸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据他观察，在援鄂医护队伍中，80后、90后占到了70%，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回答的最多的就是想多陪陪家人，武汉的经历让他们更加体会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可贵。也有女孩会说，希望国家能给分配个男朋友，因为她们平时的工作很忙，确实没机会谈恋爱。”还有很多医护人员是第一次来武汉，大家都说，“特别希望疫情过后能够回到武汉，吃一次热干面，登一次黄鹤楼，看一看樱花和长江大桥，和一起拼过命的武汉‘战友’再聚一次。”

摄影史上无前例的壮举

刚开始，一些医护人员不理解摄影队的工作，对拍照也有抵触情绪。“因为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又都很年轻，就担心拍出来不好看，毕竟脸上都是伤，状态也很疲惫，不愿意拍，我们也尊重她们的个人意愿。”等到照片出来后，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有人后悔没拍上，还让我们给补拍了。”

从2月21日到3月底，4.2万人的肖像拍摄工作基本完成，历时一个多月。仅李舸一人，就拍摄了13支医疗队，完成了2000多人的肖像照。为了便于后期整理存档，拍摄时，李舸还请每一位医护人员在一张A4纸上写下自己的单位、姓名。他把这些文字资料也细心地保留了下来，“这些签名是一套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我们在回北京的时候装了好几箱子，下一步打算和国家博物馆合作，可能会放到展览中。”

4月25日，李舸和中国摄协小分队告别了奋战66天的武汉，踏上回北京的列车。回顾4.2万张肖像背后的故事，李舸感慨地说，这不仅是他工作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经历，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无前例的壮举。“摄影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它是最真实的记录。肖像照是最朴素的艺术形式，它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物，还有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甚至是精神状态。所以肖像看似简单，所赋予的那种内涵却是非常丰富的。”

在他看来，现在很多人过度追求照片的冲击力，或者是光线、构图的讲究。而他更希望通过质朴的表达，传递影像背后深层的精神力量，“让人静静地去看、去思考，这个可能更重要。”比如，《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19》画册封面那张照片，用的就是原图，没有经过任何后期调色。“而这名护士眼神中传递出来的坚毅、淡定，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们不是为了摄影而摄影，也不是为了出所谓的大片来到武汉的。”李舸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即将冲上战场的敢死队员在明知相机里没有胶卷的情况下，仍然会让摄影师对着自己按下快门，“要的就是那种信仰的力量。”他告诉记者，对“为天使造像”摄影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次武汉之行不是一次采访，也不是一次艺术创作，更多的是一次生命的体验，是一次精神的升华。“这样的状况下，每一张照片都是好照片，尤其是对于医务人员个人来说，每一张都是他最难忘的纪念。”（李俐）

责任编辑：王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