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后疫情时代，世界粮食发展与安全格局发生新变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解决好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作为农业的“芯片”，种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它们，很多生命都无法存在，我们也无法栖居于文明社会。种子安全作为战略问题日益被各国所重视。世界著名的“千年种子库”奠基人彼得·汤普森所著《种子与人类文明》，系统阐述了植物种子的演化史、人类文明与植物种子的关系，讲述了植物塑造人类文明的精彩故事。

种子代表着收获和希望

面对一粒种子，人们会想到什么？

远古时期的人类给出一个答案——食物。这批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将种子视为便于存放的脱水植物，而且知道种子当中富含营养。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营养，在1万年前，人类与种子合作的迷人故事便开始了。

几千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去耕耘土地，播种从野外采集的禾草等植物的种子，培育、收获并储藏新生的种子。种子便于运输、随时可用和有较长储存期的优势，将人们从日复一日的采集、挖掘和狩猎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

被挑选出来的种子，大多都是一年生的植物。因为生命周期更短的植物，会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用来繁衍，而不是浪费在其他部位，比如叶和茎。

有趣的是，人们在培育种子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从自然提供的东西中获得最多，而不是获得想要的。每种植物都有特殊的需求，也有自己的种植方法，与周围环境紧密契合。人们会根据当地的环境情况，选择少数的几种谷物，专心种植。在农业尚不发达的过去，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适合种植小麦和水稻，比如地中海地区、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而在美洲等地区种植玉米则是普遍的选择。

直到12世纪，全世界的农民从植物杂交产生的果实中年复一年地收获着。他们播种的种子就是先前种子的样品。偶尔会有人向周围的人宣传从市场上买回的种子，或者和邻居交换种子，但总体上，自给自足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人们坚信在好的年份里，无论如何都能生存下去。

粮食和种子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都把粮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对谷物进行补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措施。在罗马共和国后期，领导人通过发放免费的食物，或者对谷物进行补贴，来安抚不满的民众。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地区有类似的行为。

种子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

读懂种子，不止限于它们为我们提供食物(从谷类、豆类到食用油)，以及纤维织物、清洁剂和燃料。相比于这些直接的用途，种子对于耕作农业、蔬菜种植和畜牧业都至关重要。由种子发育而来的禾草所组成的草地，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成为永久牧场，鸡、猪和肉牛在几乎只依靠某一种谷物的精养系统中饲养着。大规模的农业综合企业支撑着现代经济和它所供应的消费生活群体。

但更吸引人的，还是种子在人类不断扩张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对照欧亚大陆的小麦和美洲大陆的玉米，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特性使小麦拥有促进城市建立的力量，而玉米却没有呢？

《种子与人类文明》作出这样的解释——那些培育和日常生活依赖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人，他们种植的庄稼和食用的谷物相对应，而这种对应方式使他们有了不同的期望和生活方式。

小麦是一种社会性的庄稼。为了种植小麦，大片区域需要被耕耘、播种、收获，这些过程需要依靠高效合作的社会组织完成。在农民种植作物、磨坊磨好面粉、面包师烤出面包的过程中，培养了社会的协作发展，释放了社会成员的力量，鼓励人们承担专业的角色。于是，政府机构不可避免创建出来，一系列维护生产秩序的法律和条规以及等级制度相继出现，这是城市发展成功的先导者。相反，玉米种植无需强迫合作，一个人即使只有小面积土地，也能够产出大量的食物来源。

更重要的是，与其把小麦看成是食物，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手工艺式的商品。它在技术、方法上为依赖于玉米的人们提供了无法想象的方式空间。在熟练的手工艺人手里，面粉能衍生成面包、蛋糕、布丁、馅饼等美食，在古老的东方则变幻成更加丰富的面食。在很多个世纪里，餐馆和面包房都是城镇的中心，在城市和乡村的社交互动中提供集中地。相比之下，很难想象玉米饼、玉米粥对于人的技能有什么更高要求。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麦的独有特性成了城市文明建设中的支柱。当哥伦布航行到新大陆后，欧洲已经有20多个城市的人口在5万到10万之间；有80多个城市的人口在2万到5万之间；更有了无数的小城市。而整个美洲，只有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很难说有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

不过，以玉米为主产区的人们大可不必为此泄气或妄自菲薄。当社会秩序因遭受动乱或天灾而失衡时，小麦的社会性优势会变为劣势，人们会遭遇集体饥饿的危险。我们看到，16世纪到17世纪，由于原产美洲的玉米、土豆的到来，明末清初的人口迅速摆脱了气候剧变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得以迅速增长。玉米和小麦从此在中华大地互为补充，各显其能。为此，我们不得不感谢那些漂洋过海把玉米种子带回中国的人。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人类不断探索创造出新的种子

人类之于种子，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利用它，更是主动地改良它、创新它。对种子的不断探索之路，也成为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和技术创新之路。

当人类数量很少并且分布广泛的时候，采用简单的方法收集食物就能满足基本需求。当人口不断增长之后，人们逐渐偏爱更高产量、更容易获取的自然杂交作物种类。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仅靠从自然界筛选天然杂交种子很难满足需求了。

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悲观地认为“人口增长的力量远远多于地球供人类生存的力量”。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马尔萨斯关于人类和食物供应的可怕预测并没有发生。农业科学的干预确保了在食物公平分配的前提下，食物生产能跟上人口的增长。

读《种子与人类文明》，那些近代科学家依靠科学思维不断进行植物杂交实验的传奇故事，仿佛就在眼前，历史人物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1717年，伦敦的苗圃工人费尔柴尔德受限于旧有传统和观点，面对自己用纯种美国石竹杂交出的一种名为“费尔柴尔德之骡”的粉色石竹惊恐不安。科学的种子要想萌芽，实在是需要突破一道道心魔。

我们也看到，随着第一步的迈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陆续进行大量的杂交实验。施普伦格尔、奈特等科研勇士不仅通过杂交实验培育了新品种，还为遗传学和植物育种学奠定了基础。

于是，花卉、蔬菜、水果和谷物的新品种被源源不断地培育出来。作为最伟大的先驱园艺家和植物育种者之一，卢瑟·伯班克培育出800多个植物新品种，包括苹果、梨、李子和草莓，以及多种蔬菜、园林花卉和谷物。如今，伯班克马铃薯成为美国最广泛种植的马铃薯，据说是制作麦当劳炸薯条的唯一正宗品种。

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利用杂交手段育种，必须提到两名科学家。

第一个是诺尔曼·博劳格。作为国际小麦改良计划负责人，他组织多个国家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被称为“绿色革命之父”。博劳格到许多贫穷国家，使小麦良种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20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增长数倍。鉴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在为一个饥饿的世界提供粮食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博劳格获得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具有这样情怀的，还有中国的袁隆平。1973年，袁隆平领衔研发的三系杂交水稻问世。上世纪最后25年，我国通过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35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确保了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种子与农业的命脉息息相关。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不仅包括产量，更体现在质量上。我们看到，原产中国的猕猴桃，被外国改良品种后，改名“奇异果”高价涌入中国市场；占据中国市场90%份额的香水月季，源自中国野生月季……要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打好粮食主动仗，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强种子研究，我国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启动国家种子基地建设，构建了以海南、四川、甘肃为主的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52个杂交玉米和水稻制种大县，以及100个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为重点的良种繁育“国家队”，其目的就是由产量型向提质增效型转变，努力培育更多更好的突破性品种，让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健康。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每一个和种子打交道的人，都是带着当代人的问题意识，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寻找属于当代人的历史启示。《种子与人类文明》用当代人的视角，关注两个长久的话题：我们从种子世界里学到了什么？我们如何应对种子的未来？只有做出合理公正的、对全人类有益的选择，才能找到种子的希望所在、人类的希望所在。

作者： 李自强 

责任编辑：王珍力